- A+
孙中山本来想把粤语做官方语言的？
没有这回事.
以前一直有谣传有人想把粤语定为"国语",孙中山为怕南北分裂所以加以阻止,现在到了你这儿想把粤语定为"国语"的人变成了孙中山了.
--------------------------------
方言的“一票之差”国语情结
以前我只听说广东人有这种说法，说是当年表决全国哪种方言做国语的时候广东话以一票之差败给了北京话。没想到，原来河南洛阳、陕西也有类似的传言。真的，是王蒙在去年6月2日上《锵锵三人行》节目的时候说的，结果他引述的传言被凤凰网编辑成吸引眼球的文章标题《王蒙：陕西话洛阳话都差一票成为国语》，弄得好像是王蒙要表达这观点，好像陕西话、洛阳话还真有那么回事儿。
在网上一搜，好家伙，原来四川话也有类似的民间演义。湖北话更闹，说是一代表投票时上茅房了，所以才以一票之差落败。
可是，更煞有介事的还数说广东话的，网上网下都流传很广、影响很深，例如：
国际在线2007年还转载光明网《北京话以一票之差压倒广州话成为国语》（加了按语“据说”，但是没有说明来源），香港网络大典收录了《孙中山否决粤语为国语支持用北方话作为国语》（百科性质的收录，态度中立），南方网南方论坛岭南茶馆最近的转载印证了这一篇网络潮文还有多流行，天涯、豆瓣、百度这些热门网站就更有反映了。
语言学家王理嘉先生在2003年的著作《汉语拼音运动与汉民族标准语》前言部分也提到了这个他到香港访问时始料未及的传言，而且说是从两岸三地从事普通话教学工作的教师口中听来的。
这个段子胜在有剧情、有细节，我综合了一下，大概模型是这样的：
本来广东话比北京话票数高，推想是因为晚清维新、革命那时候广东风气领全国之先，像康梁和孙中山就都是广东人，所以大会代表里面多数都是粤籍的，投起票来广东话当然占优势嘛。后来，中山先生以大局为重，替北京话拉票，结果开票了是北京话反高一票或者三票。于是，粤语遗憾地和国语地位擦肩而过。
有没有疑点？
当然有。
在百度贴吧广东吧的《所谓粤语一票之差成为国语的史实》的跟帖里，就有人质疑道：
这么一个传说，是无依据的。
首届国会在哪里开？广州还是北京？时间、地点都搞不清楚。
“历史上,帝制崩塌，天下共和，首届国会……”云云，辛亥革命的历史就这么简单？
1911年，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不久在北洋军阀的压力下被迫辞职，由袁世凯在北京窃居大总统职位。此后历经二次革命、东征、北伐等等波折，“天下共和”、歌舞升平，从何谈起？
议员是各省推选的，国会怎么会有一半以上的议员是广东人？广东人都讲粤语？
即使真有这么一个法案，真的通过了，就能通行全国了？
另外还有人贴出：
史实：
国会参议员共274名，其中来自广东的参议员10名，占全体参议员的3.6?
国会众议员共596名，其中来自广东的众议员30名，占全体众议员的5.0?
国会议员总共870名，其中来自广东的议员为40名，占全体议员的4.6?
天涯网友“拜日教”从近代政治历史大势的角度质疑：
孙中山虽然是辛亥革命的先驱者，但孙中山的临时政府重用广东同乡，自身又没有实力，早就被当时的各地政权所不屑，应该说，清朝末年就是一个各地独立自立山头的年代，孙中山在广东自封临时大总统，而北京马上就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府，挤兑了广东的临时政府，孙中山看没有人相应，只能黯然下野，……纵使当时所谓的孙中山政府通过了粤语国语，由于当时孙的临时军政府只管辖两广一带，所以也只是承认了粤语的地方语言地位而已，而事实没有通过，说明纵使在广东，国语也是主流语言。孙中山倡导的北伐开始后，北伐军先后占领湖北和河南南部，政权也被武汉篡夺，所以，就更不太可能立粤语为国语。
我的博客也不时有人是搜“一票之差史实”之类的关键词进来的，因为我在2005年的一个讨论里也质疑过：
这个说法可谓流传甚广却查无实据。我从来没在哪份正式的史料看到这个记载，也没看见任何正规的学术文章说过这个"史实"。如果你知道的话，请详细告知是哪一年在什么地方什么会议投的票，还有投票的委员会都是什么人，有没有全国代表性,会议的性质是什么。
当年争论国语的标准，有人提议西安话，历史悠久，资格老牌；有人提议武汉话，位居全国之中，不偏不倚；有人提议折衷各主要方言的"老国音"，等等。当然，或许也有人提议广州话，但是这些都是不可行的。我是说，即便真有那样一个会议投票通过了广州话作为国语，这个决议也一定很快被撤销。理由很简单：
能说广州话的人数量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很小，应该超出你的预期。而且，通常统计以“粤语”为母语的人数还是包括高濂片、勾漏片、四邑片等跟广府话相距较远的子方言的。而像台山话、鹤山话这些四邑片的子方言广州人根本听都听不懂，即便是同为广府片的南番顺的子方言，也不能称作标准的广州话。这样一来，能说标准广州话的人那么少，能提供足够的师资到全国去普及“国语”吗？这是一个最现实的问题。
再者，普通话推广至今还那么多人不会讲，或者讲不好，要是换成广州话你觉得情况会更好？全国人民都讲不好甚至听不懂，那这个“国语”有什么价值？
那段史实到底是什么样的？
有史料吗？
华语桥网站选登了香港中国语文学会出版的《语文建设通讯》（季刊）第90期的《纪念国语普通话运动110周年；重印《国语运动史纲》的设想》：
……香港中国语文学会计划重印《国语运动史纲》。该书详述自1892年到1933年国语罗马字推行概况止,其间凡四十馀年国语运动的历史,并附有多种当年的教育法令,确是研究这一段历史的珍贵文献。该书对香港还有一层特别意义。姚德怀曾说：
香港民间长期以来流传着一种说法,认为民国初年审定“国音”时,粤音仅以一票之差败於京音。考核史实,便知道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不确实的。本来,民间流传这种或那种说法,也是常见的,不足为奇的。但是上述传说竟也能在香港语文学术圈内流通,某些学者不加考据便以本身专业地位予以肯定,则是颇为令人惋惜的。4
该书出版後,也方便香港学界细心地去查,究竟有没有“粤音仅以一票之差败於京音”这回事？
看来，黎锦熙先生的《国语运动史纲》是重要线索。
振华军事网社区特聘作家小白发的《普通话是怎么形成的》又见于天涯来吧、新浪读书论坛等多处，原作者不可考。该文这样概括道：
这段历史，黎锦熙的《国语运动史纲》(1934)(以下简称“黎著”)说得很详细。“读音统一会”上对语音标准争执甚烈。由于会员中以江浙人为多(会员共80人，江浙占26人，广东4人，开会日只到44人)，因此“浊音”问题成为争议的焦点。……争执结果，折中以“每省为一表决权”方法逐字审定了六千五百多字之读音。由于是各省代表逐字审定，因此虽然是基本上依据北京话，但不是严格的北京音。同时拟定的“注音字母”，其中也有浊音符号、入声标调法和北京音不用的微、疑、娘三母。因此这个“老国音”后人又称之为“人工语言”、“不自然的语言”。
从侧面证明：
香港民间长期以来流传著一种说法，认为民国初年审定“国音”时，粤音仅以一票之差败于京音。考核史实，便知道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不确实的。本来，民间流传这种或那种说法，也是常见的，不足为奇。但是上述传说竟也能在香港语文学术圈内流通，某些学者不加考据便以本身专业地位予以肯定，则是颇为令人惋惜的。
（这段话和上面提到的《语文建设通讯》相关文字雷同，应该是照抄的，但是没有标明出处）
有没有更详尽的？
有。我手头上虽然没有《国语运动史纲》的原版或者港版，但是恰好有上海书店《民国丛书》第二篇52卷根据商务印书馆版影印的《国语运动史纲》。以下是我翻拍该书卷二《读音统一会》一章的部分页面照片：
（上图请自行下载、打开、放大）
里面讲到的“读音统一会”召开背景内容在上文提到的《汉语拼音运动与汉民族标准语》中介绍得更清晰：
国民政府一成立，教育部就召开了会议，决议改“切音”为“注音”，采定注音字母，审定一切字音的法定国音，准备从统一汉字读音入手来统一全国语言。紧接着第二年（1913）就召开了读音会统一会，正式采用了“国语”这一名称”（p10），“审定了六千五百多个汉字的法定国音，制定了国语注音字母，这样就在汉语发展史上第一次确立了现代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注音字母正式公布（1918）后的第二年，教育部又推行了根据读音统一会审定读音编成的《国音字典》（初版1919），目的是更好地推行国语。（p18）
能跟传言中的“辛亥革命成功，帝制崩塌，天下共和，首届国会争论中国‘国语’”联系起来的，正是民国二年（1913年）这个读音统一会，而应该不是真的有哪届国会定断国语。——民国初年（1912-1928）时局纷乱，只有过两届国会（一度遭解散的”民元国会“和段祺瑞另起炉灶的”安福国会“）以及一次流产的国会（”新新国会“），议题都集中在总统和约法上。
那么，——
广东人在那个会议里占多数吗？
根据《国语运动史纲》整理，读音统一会的会员构成情况要点有：
【会员资格】
至少符合精通音韵、深通小学、通一种或二种以上之外国文字、谙多处方言这四项条件中的一项
【会员组织】
教育部延聘员，无定额，后来实际上是延聘员三十几个、部派员十几个；
各地代表员，每省2人，由行政长官选派，按理应该有42人，但是实际上，有的省没有派足2人或者迟迟不派人，甚至到闭会都没派一个人；
（按：当时有二十一省，即比传统十八行省多了东三省，不包括已被割让的台湾省，而绥远省、热河省、察哈尔省、西康省、青海省、宁夏省还没划出来，海南就更还没分出来了。）
蒙藏各1人，由在京蒙藏机关选派；
华侨1人，由华侨联合会选派。
1913年2月份第一次正式开会时，只有44位会员到会。
【会员籍贯】
尽管按规定代表地方的是每省2人，但是有些省不重视，少派甚至不派，加上占总会员数一大半的延聘员、部派员有相当多的江浙籍和直隶籍人士，会员的籍贯构成就明显失衡了。结果，在80名陆续到会的会员里，江浙籍的占总会员数32.5?其中无锡一个县就有5人。籍贯情况统计如下：
江苏17人（以吴稚晖最出名）、浙江9人（以胡以鲁最出名）、安徽2人、江西2人
直隶8人（以王照及其门生王璞为首），河南2人，山西2人，陕西2人，甘肃2人
山东2人，奉天2人，吉林2人，黑龙江2人
四川3人，湖北3人，广西3人，云南1人，贵州1人
湖南4人
福建4人（包括卢戆章、蔡璋）
广东4人（包括1名华侨代表）
新疆1人
蒙古1人
籍贯不明者1人
可见，广东籍占多数的说法毫无根据，陕西、河南、湖北更没戏。无论是算各地代表员数量还是算总会员数，即使江浙徽赣合起来算，北方官话区的合起来算，或者广东广西合起来算，都没有哪个地方的人占绝对多数，只有江苏、浙江、直隶三省相对突出。
一票之差又是怎么回事？
这些会员也不是简单投票选哪个地方的话为国语，就不是究竟哪个地方方言能竞选成功、问鼎国语大位的意思，而是逐字投票审定字音，力图通过民主的机制造出一种综合各地方言的法定国音。而且，经过王照等北方会员的斗争，每省只有一票表决权，会员数较多的省籍没有更大的权重，江浙音、直隶音也不可能实质上极大地左右这种法定国音了。因此，哪个方言都不会因为一票之差就满盘皆输，根本就没有粤语和北京话相争一说。
关于投票机制的详情和各方争执的花絮，《国语运动史纲》里有详细记录，《汉语拼音运动与汉民族标准语》有概括：
（按：作为拼音对象的音系都未定，拼音方案怎么能没有争论呢。）
中山先生呢？
他当时也早已经把总统之位让给袁世凯了，应该正在南方策划铁路建设或者”二次革命“，没有身份和理由去参加读音统一会。
孙中山本人在向广东父老、海外华侨演讲时可能用的是粤语、客家话甚至台山话，但是在很多正式场合用的是带浓重广东口音的国语，的确是身体力行支持国语的。在Youtube上面搜“国父原音”、“孙中山北伐大会演说”、“孙中山先生亲自谈革命精神”、“中山先生病逝前关于三民主义的演说与叮咛”等关键词，可以找到他当年的珍贵录音。
孙中山说国语并不是偶然的。他要面向全国就只能说以北方官话为基础的国语，哪怕口音再重也要说，不可能直接说粤语。他的广东前辈也是这么做的。喻忠恩《粤语：方言还是外语》一文就提到：
岭南文化巨子梁启超曾不无得意地自称，“得谙习官话，遂以驰骋于全国。”但他实际上所操的新会口音官话，外省的学生相当不好听懂。
如果历史不是这样发展呢？
如果开这个读音统一会的时候广东人重视一点，多派点人参加，或者预先培养一些人到教育部成为指派的会员，……
如果孙中山还在南京当临时大总统的时候就召开读音统一会甚至召开国会讨论……
如果孙中山和他的广东革命同志起事的时候就议定粤语为国语……
如果康梁变法成功了……
情况会很不同吗？
在《汉语拼音运动与汉民族标准语》中，王理嘉先生概述史实，揭明了国语运动的内在逻辑和客观规律。我试着整理一下要点：
一、甲午国耻之后兴起的切音字运动要求“字话一律”，触及了语言统一问题，直接影响了后来国语运动中的“言文一致”，引发了国语运动。
汉民族共同语向标准语的发展要从上一世纪末，也就是清末的三大语文运动说起。（p1）
（其中，）切音字运动是提倡汉字改革，创制拼音方案的运动；国语运动是推广汉民族共同语口语的运动；白话文运动是提倡用能够表达口语的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作为正式的书面语的运动。（p1）（国语运动是）从切音字运动，即汉语拼音运动中引发出来的。（p1）
（按：以往汉字掩盖了语音标准问题，——就像赵元任说的那样，“字的抽象音类的演变不论在历史上还是地域上都比音的音响性质要慢得多，实际的音值是多数文人学士所不关心的”（p24），——文言文又掩盖了词汇和语法标准问题，而当时代需要文字拼音化的时候，标准语的问题就呈现了。注意，共同语是汉民族从前一直都有的，但是口头上和书面上对标准语的迫切需要则是清末开始的事情。）
二、官话是最通行的方言，是在“统一语言”、“言文一致”的社会趋势下最可能成为国语的方言。
“从事切音运动的第一人”卢戆章在他的《切音新字序》（1892）中说：
……十九省之中除广（东）福（建）台（湾）而外，其余十六省，大概属官话（？）。而官话之最通行者，莫如南腔。若以南京话为通行之正字，为各省之正音，则十九省语言文字既从一律，文话皆相通，中国虽大，犹如一家，非如向者之各守疆界、各操土音之对面无言也。（p3-4）
事实上，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切音字方案，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1900），拼写的正是官话音。而后来相对失败的劳乃宣正是失败在他拟推的《简字全谱》分为《京音谱》（与王照同）、《宁音谱》（南京话）、《吴音谱》、《闽广音谱》，旨在涵盖大部分方言，“主张先让各方言区的人做到地区性的言文一致，然后才是全国语言统一”，和当时“统一语言”、“言文一致”的历史要求和官话已经成为一种优势方言的史实相违背。
王照的话说得很透彻：
语言必归划一，宜取京话，因北至黑龙江，西逾太行宛洛，南距扬子江，东传于海，纵横数千里，百余兆人，皆解京话……京话推广最便，故曰官话；官者公也，公用之话，自宜择其占幅员人数多者。（p7）
三、在子方言也很多样的官话内部，“北京话经历了明清两代的发展，至迟在1850年之前已经获得了官话正音的地位，已经成为一种连外国人也认识到的民族共同语了”(p7)，而“南京官话已经过时了”(p6)。
影响巨大的威妥玛《语言自迩集》（1867年伦敦出版）和日本的汉语教学都已经以北京话为标准语。桐城派领袖、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伦向清政府管学大臣张百熙推荐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说“此音尽是京城口音，尤可使天下语音一律。”（p7）到1903年，张百熙和张之洞等人奏定《学堂章程》，正式使“学习官音，统一语言成为政府行为”。（p8）1911年，清朝学部的“国语教育事业”五条又作了进一步规定，并经中央教育会议公决通过为“统一国语办法案”，只因辛亥革命爆发才没有实际开展。
（按：可见，在政府和操作层面上，民族标准语该取哪个地方的是非常显然、没有争论的共识，根本没有投票的必要。）
四、国民政府一开始审定的“以京音为中心，折衷南北，牵合古今”但实际上矫揉而模糊的“老国音”不敷实际应用，最终让位于活的北京话。
照上文提到的每省一票、逐字审音投票机制定出来的”老国音“只能是读书人造的、杂糅的国语，没有任何人以之为母语，也没有老百姓用它来做生活的白话，而且由于并没有审定声调调值，语音上并不完备，尽管在应用上多以北京话的声调作发音示范，其实根本没有明确的读音标准。在实际生活上，
当时的官话各自带有浓重的地方口音，形成各种地方变体，如天津官话、山东官话、南京官话、乃至绍兴官话、广东官话，等等。它们被统称为“蓝青官话”（蓝青比喻不纯），官话口语始终没有内部一致的语音规范。（p25）
这首先就不能解决教育推广标准上的矛盾，——没法教也没法学，——从根本上是没有回应清末民初确立口头交际标准音的时代要求（见第一点），在推行中引起许多地区的强烈不满。
1920年，南京高师张士一发表《国语统一问题》主张根本改造国音，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江苏全省师范附属小学联合会决议提倡北京音为国音标准，掀起“京国问题”大纷争。1925年，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正式“以北京的普通读法为标准”修订国语标准音。
五、反对以北京话为标准语、标准音的意见一直都有，但是“联合音系”、“人造国音”的道路始终走不通。
早在切音字运动时期，章炳麟就反对以京话统一天下之语言，他是复古主义者，（p54）始终认为，理想的“中国正音既不可任偏方，亦不合慕京邑”（《国故论衡·正言论》），“今之声韵，或正或讹，南北皆有偏至……南北相较，惟江汉处其中流，江陵武昌，音纽皆正”……（《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p31），主张以“江汉音加四方典则之声”构成一种通行全国的“夏声”。具体地说，夏声就是以江陵武昌音为主体，然后加上各方言中那些“合于周秦本音者”，“合于隋唐切韵者”。（p54）
受章炳麟的影响，《国语学草创》的作者、读音统一会的会员胡以鲁也很瞧不起北京话，反对以北京话做标准，一口咬定“北京官话者，官吏用语，非公共语也”。胡以鲁也主张以“湖北之音”作为标准语，因它是“古夏声也”，“交通上又为吾国之中心……故以之导用于国中，似较京语为利便。”（p54-55）
一直到三十年代，国音早已明确“以京音为准”了，在学术界颇有影响的王古鲁仍然反对“照东西各国以首都音为标准语之例”，也主张以湖北方言为标准语。（p55）……认定“金元以来……中原之音，移于江汉”，而且“近日首都南迁……则湖北方言在原则上似有取为标准语之资格了。”（《言语学通论》）（p31）
更有人明确地主张大众语的标准是上海共通话，“而不是北京话，理由是北京的‘京’随时代换成‘平’……凭什么还有标准语的资格呢？……上海是现代中国交通的枢纽，产业的大本营，文化的中心点……大众的标准毫无疑问，该是新生的上海共通语。”（乐嗣炳《大众语绝不是国语》）（p32）
有人在八十年代还提出，“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来看”，普通话和北京话应该有不同的语音标准；既然全国许多地区的方言是没有zh、ch、sh这三个翘舌音的，那么共同语里也不该保留这一套音，以免“让绝大多数的华人都语音不正，读白字”，-n和-?的区别，也是如此。（p62）
但是，这些主张从来没有在大众实践上成功过，跟“老国音”一样，因为不自然、实际上没有人说，“在纸面上无所往而不胜，而在口语中无所往而不败”（p62）。王理嘉先生总结道：
国语运动最重要的一条历史经验，就是要使自然形成的没有明确标准的初级形式的民族共同语（官话）成为有明确规范的高级形式的民族共同语，即民族标准语（国语、普通话）必须选择一种自然语言，作为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历史已经铸就了北京话的这一地位，这是我们应该面对的事实。（p62）
综上所述，
只有官话内部的北京话和蓝青官话之间、活的北京话和僵硬的读书音之间的实质争论；
人造的“老国音”、以武昌音为中心的“夏声”、上海共通语都仅仅是个别人笔头上的提倡；
粤语要当国语那更是没见有人提、不可能实现的事；
至于陕西话、洛阳话、四川话，如果是指努力向北京话靠拢、只是声调分布明显不同的那种蓝青官话，也就是现在说的“陕普”、“洛普”、“川普”，那么在理论上确实可能可以被只分调类、不定调值的“老国音”涵盖。但是，声调也是音位的一种，“老国音”在实际示范上也是基本依北京语音声调的，不分调值的蓝青官话就从来没有贯彻到底过。那么，这陕普、洛普、川普算哪门子国语呢？
就是说，
即使广东话或者湖北话、陕西话、洛阳话、四川话在某届什么代表大会上通过投票或者靠领袖的权威影响、某种机缘巧合成为国语，或者至少把自己的语音特点加到国语里面了，北京语音才是唯一有基础、唯一切实可行的标准音这个事实也不会改变，国语运动发展下去总会又走到这条道上来。
不相信？
喻忠恩先生2009年8月发的《粤语真的差点成了国语吗》提供了这么一则掌故：
1926年，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会议正式语言是粤语而不是当时的国语。在大会上，广东籍代表吴永生提出：“大会中许多广东同志都是不懂各省方言的，本席在代表团时屡经提出要翻译粤语，何香凝同志亦曾说过，但未见实行。现请主席团以后对于各项重要报告及决议，都要翻译粤语。”当天，会议主席邓泽如即请陈其瑗将北方省籍代表于树德等人的报告译成粤语。在此后的会议中，凡“北方人”以国语发言，一律由广东籍代表翻译成粤语。
如果说粤语差点成了国语，这一次倒是勉强可以算得上。但是，这与上述传说的故事无关。而且需要指出的是，粤语的这种辉煌地位也是稍纵即逝。在当月召开的广东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上，会议代表通过举手表决，议定在下一次会议上将不再允许用粤语正式发言。现在看来，国民党二大时的语言问题其实只是一个特例，这与当时国民党内部的革命正统之争密切相关。很显然，在那个时期的广东，粤语所流行的范围比现在要小得多。
可见，当时的确是创造历史的年代，但是当时的一切同样是历史创造出来，不是说改换就能改换，说扭转就能扭转的。
粤语差点成为中国国语
广东省语言学家罗康宁研究发现，中国古代的民族共同语，在先秦到两汉时期称为“雅言”，宋朝以后称为“官话”，而粤语是保持雅言元素最多的方言。粤语从秦汉时期就开始脱离古汉语母体，唐宋以后与中原汉语的差异越来越大，到元明清时完全独立，成为中国最独特的方言。从小没接触粤语的中国人，都觉得它像外语。其实将粤语（或广东话）统称广州话为并不贴切，因为广东境内还有客家话、潮州话、台山话等方言。但广州作为广东省会，是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广州话涵盖珠江三角洲地区、广东省中部和西南部、广西的东南部以及香港和澳门，全球讲广州话的人数估计超过7000万，单在广东就超过3000万人，因此广州话在粤语中代表性最高。
据说，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后，首届国会中有人提议奉广州话为国语；当时来自广东的国会议员刚好过半数，通过这一法案似乎不成问题。不过，身为广东人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为了顾全革命大局，劝说粤籍议员放弃以粤语为国语。结果，北京话以一票之差压倒广州话成为国语，至今仍让一些广州人遗憾不已。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灭南越国后，设“交趾刺史部”监察各郡。交趾刺史部大部分时间设在广信；东汉撤交趾刺史部设置交州，州治也在广信，广信便成为岭南首府和政治中心。土著居民在学习汉文化和汉字之时，也就学习了雅言。这些土著居民的语言本来千差万别，互相无法通话，又没有文字，因此除了跟汉人交往时使用雅言之外，部落之间交往也不约而同地借助雅言。雅言便成为各土著部落的共同语。同时，古百越语言中一些元素，也就为汉族移民的语言所吸收，从而逐步形成为汉语的一支方言——粤语。在中原和北方长达数千年的战乱动荡岁月，从周朝以来一直作为中原汉语标准音的雅言逐步消失。而岭南地区保持较为稳定的局面，由中原雅言演变而成的粤语则一直保持着原来的音系。
粤语差点成为官方语言是在辛亥革命胜利之后。
广东人孙中山否决了粤语做国语，要不是他老人家，中国的语言更难统一了
人口众多的中华民族要想统一什么也不会没有争议，语言也不会例外。辛亥革命成功，帝制崩塌，天下共和，首届国会争论中国“国语”，不少颇具实力的人物提议奉粤语为国语，而且并非势孤力单，因为当时的国会议员广东人已经超过半数，如果都对自己的语言偏爱，通过这一法案似乎无法阻挡。可是中山先生力排众议，跳出乡土观念，劝说同乡，并不辞劳苦地逐个说服，劝那些粤籍同乡还是以大局为重，放弃具有九个音阶、难懂难推广的广州话，奉北京话为国语。即使这样，赞同北京话的优势也不明显，粤语仅以一票之差败给京话而未能晋身成为国语，国语终被定为京话。若不是孙中山的威望，恐怕北京话必败无疑，至此粤语便与“一统天下”的至尊地位只差一步。如果粤语成为国语，至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人都须讲粤语，那会给后来推广普通话带来更大的困难。
之后，又进行了国语统一运动及推广普通话运动。虽然当时中国经济落后，但依然有“国语统一筹备会”这样的机构。1924年，“国语统一筹备会”放弃了被讽为“联合音系”的“老国音”，确立北京语音为国语的标准音，这无疑大大提高了北京话的地位。1932年民国教育部公布《国音常用字汇》(即“新国音”)，修订了“老国音”，较之建国后的普通话，它更立足于北京的土语土音。由于在颁布之后长期作为学校教科和各种字典、词典的语音依据，因此对巩固甚至扩展北京土语土音的势力无疑发挥了巨大作用。
至于1949年建国之后，中央也在考虑推行哪种方言作为国语，最后考虑到北京话作为国语已经普遍接受了，所以依然沿用北京话为普通话。
傅雷家书 蓝青的很 什么意思？
就这一段话，结果昨天在复大会上发言，仍不免“蓝青”得很，不过比天制舅舅他们的“蓝青”是好得多。其中词语知蓝青官话:词语蓝青官话解释:方言地区的人说的普通话，道夹杂着方音，旧时称为蓝青官话(蓝青:比喻不纯粹)。
朱文熊是什么人
最早提出“普通话”名称的朱文熊
[2008-12-139:57:21]
作者：李永军
“普通话”这个名称，是清朝末年“切音字运动”的积极分子朱文熊提出来的。他在1906年写了一本叫《江苏新字母》的书，把汉语分成三类，其中之一就是“普通话”。他主张采用世界上已有的拉丁字母，不必生造；还注明：普通话是“各省通用之话”。当时人们又称“普通话”为“蓝青官话”。元、明、清以来，北京一直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各地赴京应考、做官、经商的人很多，天长日久，他们也学会了普通话，但他们的北京话，却又多少杂有地方口音，人们就用“蓝青”比喻它（“蓝青”比喻不纯粹)。开始，这种话只能在官场使用，所以称“官话”。后来，会说官话的人越来越多，称官话不合适了，民国初年又有了一个新名，叫“国语”。“国语”的名称出世不久，就有人反对。1931年，瞿秋白同志曾反对国语一词，并且对“普通话”做了比较科学的解释。全国解放以后，人民政府非常关心汉字改革工作，不仅使“普通话”成了有严格定义的学术名词(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而且把推广“普通话”作为文字改革的一项任务。
说起朱文熊，不能不先说一下无锡国专。无锡国专（原名无锡国学专修馆，后先后改名为无锡国文大学、无锡国学专门学院、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刚创办时，规模很小。以师资而言，除馆长唐文治先生外，只有两名教师和两名职员。可是，就是这所规模小得可怜的学校，却有着高得惊人的“成材率”，仅以前几届学生为例，像其中的唐兰、吴其昌、王蘧常、蒋庭曜、蒋天枢、钱仲联、王绍曾等不少人，日后都成了蜚声文史学界的一流学者。朱文熊就是上面提到的无锡国专的两名“开馆教习”之一。
朱文熊（1867—1934），字叔子，清光绪间副贡生，后赴上海学习师范。朱文熊和唐文治都是江苏太仓人，少年时都曾受知于理学名师王祖畲门下，王祖畲曾称道朱文熊为“吾门长才，且安贫乐道、能砥砺名节者”。朱文熊和唐文治一样，都是满腹诗书的饱学之士。唐文治后来回忆少年时和朱文熊在一起，曾相与背诵《庄子》，互争胜负，结果两人都能背诵如流，尽篇不错一字。
朱文熊的一生，几乎都在追随着唐文治先生的足迹。唐文治先后执掌太仓中学、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和无锡国专校政时，都延请朱文熊来校担任教职。南洋大学是一所工科大学，唐文治先生却十分重视文科教育，后来成为著名文史学者的陈柱、朱东润、冯振及现代杰出政论家、出版家、新闻记者邹韬奋等人，其文科基础基本上都是在该校奠定的。而邹韬奋在读南洋公学中院（中学部）时，朱文熊就是他的国文老师。在他后来写的回忆录《经历》中，对朱文熊当年上国文课的情形有非常生动的描述：“他对学生讲解古文的时候，读一段，讲一段，读时是使用着全副气力，提高嗓子，埋头苦喊，读到有精彩处，更是弄得头上的筋一条条的现露出来，面色涨红得像关老爷，全身都震动起来(他总是立着读)，无论哪一个善打瞌睡的同学，也不得不肃然悚然!他那样用尽气力的办法，我虽自问做不到，但是他那样聚精会神，一点不肯撒烂污的认真态度，我到现在还是很佩服他。”最后，邹韬奋说，朱叔子先生“实在是一个极好的国文老师”。
在无锡国专，朱文熊起初教史学、理学，后来改授《诗经》、《庄子》、古文辞及诗词等。无锡国专的每一个教师，都有着自己鲜明的教学风格。第五届学生、后来成为著名版本目录学家的王绍曾便曾对唐文治、钱基博和朱文熊三人的讲课风格作过一番比较：唐文治讲究读文法，要求学生读文一定要读出文章的音节美，要在往复涵咏中，在抑扬顿挫、高下徐疾中去领会文章的阴阳刚柔之美和作者的思想感情；钱基博讲授《古文辞类纂》时，别开生面，把重点放在辨析文章的源流正变和各家异同得失上；朱文熊讲古文，则按文章的体裁，有选择地从用字造句上分析讲解，并结合文体，命题让学生练习写文言文。又据国专学生郑学弢的回忆：“朱老师教诗歌，考试时出的题目很有意思。有一次命题为‘黄棉袄子歌’，朱先生把题目写在黑板上，又解释几句：这个题目，不是要你们写黄棉花充填的袄子，而是有的穷人连黄棉袄子也未必有，只好在太阳下面晒晒，好像穿上黄棉袄子了。朱先生的命题不但体现了民胞物与的胸怀，而且启发学生，写诗要懂得比兴。”在教学中，朱文熊秉承了自己一贯以来极其认真负责的精神。上课朗读古文时仍然是“满面通红，声音喷薄而出”；给学生评改作文，手不停批；有时即使是多达百余卷，也是当夜改好，隔天就宣示诸生，从没有超过两天的。此外，学生在课外的请教，以及学生把课外的笔记、诗文请他批改，他也从不拒绝，都一一细心批阅。国专早期学生钱仲联曾回忆说：“我喜欢学诗，朱叔子就对我有所指点。”钱仲联后来和学长王蘧常（字瑗仲）合出了《江南二仲诗》，“江南二仲”从此诗名远扬。朱文熊对学生和朋友的热心肠，还体现在一件具体的事情上，即有人向他求字，他无不有求必应。朱文熊去世后，他的学生、后来成为著名书画家、文物鉴定家的吴雨苍在报上发表追思老师的文章，文中曾记朱文熊少年时有一同学，字写得很好；朱求他写一扇面，却久久没有结果，并推托说没有空闲。他想求人写字如此之难，那还不如求己；于是发奋学书，早晚刻苦练习，数年而学成。从此有人向他求字，“无不应，无不速付与”。一方面，教学极其认真负责，使学生从中受到一种“润物细无声”式的感染和熏陶；另一方面，朱文熊对学生又很和蔼宽容，且很能理解青年学子的心情。他上课时如偶有学生在下面说话或看别的书，他也并不很在乎，不去多加干涉。有一次上课，正值阳春三月，无锡正在举行迎神赛会，非常热闹，本地人称之为“八斜会”(意为有八批赛会队伍的相继展示)，其中有些仪仗队还带有特技表演。朱文熊知道知道学生们都特别想看赛会，便宣布暂停授课，改日补上，让学生自由活动。师生关系融洽，亲如一家，这是当年无锡国专的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而照唐文治先生的说法，要论朱文熊与学生感情的深厚，则尤“非他人之所及”。因为深受学生爱戴，所以每次朱文熊改换任教的学校时，他原先教过的学生们都十分伤感，对老师恋恋难舍。在无锡国专上课时，因为上了年纪，上课时间久了，便有些体力不支，朗读课文时要喝一、二口药茶，总是向学生表示歉意，希望大家谅解；而学生们会常常暗中在茶壶里放参苓汤，希望能给老师滋补一下身体。
1935年5月18日，朱文熊因突患中风病而辞世；当月27日上午，全校师生在大礼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这可能是国专几十年校史中最感人的一幕场景，当时无锡报纸对此作了极为详尽的报道。据载，追悼会本由校长唐文治先生主持，但他刚刚就位，就忍不住失声痛哭，无法自已，只好由教务主任冯振代为主持。会上由丙子（1936）届同学唱追悼歌，歌声悲壮凄凉，直捣肺腑；乙亥（1935）届和丁丑（1937）届学生宣读祭文，一字一泪，抑郁颤声；此后由唐文治介绍死者一生事迹，冯振演讲追念死者，以及死者家属答辞，都是和泪成声；全体与会的国专师生，连同前来采访的记者，一片饮泣之声，全场都沉浸在极度悲伤的气氛当中。
蓝青官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