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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学先生停妻再娶
命中注定徒呼负
（民国）韦千里
韦千里，浙江嘉兴人。
1911年三月三十一日辰时生，1988年十月作古，享年七十七岁。
复旦大学文学系毕业。
著名命理学家，与袁树珊、徐乐吾并称上海命学三大家。
略知命理的人，都知道命中有所“财”“官”最是重要，要看一个人的发达与否，也大都看“财”“官”的得位与否，明亮与否“若是看六亲，父子、夫妇、兄弟，虽然也各有其名目，而因为男命以“财”为妻,女命以“官”为夫，所以夫妻在六亲中便属密切最重要的关系了。
事实上，夫妻也是六亲中的重要，因为父子、兄弟都只有半生的相处.而惟有夫妻是厮守一生的。
所谓“财”“官”，其意义是，克我的就是我的“官”，我所克的就是我的“财”。
克我使我“成才有用”，我克使我“得财有养”；
所以官星得位的人，他的命就是“贵”格，而财星明亮的人，便属“富”格了。
我有个朋友文知祥，他是一个典型的道学先生，对于易卜，命理也颇到家。
本来他是一个办理文书的人才，一向在江苏省政府当秘&职务的。当他二十三岁大学毕业那年，由亲戚介绍要和一个女予订婚。当然不曾经过什么恋爱阶段的。
因为此君自幼就是“道学”性格，看见女子就脸红,在中学、在大学，都不曾交到女子；所以对此半旧式的婚姻他原是赞成的，经过双方相亲后就同意。
但是，当双方家长知道之后，女家的父母是旧脑筋，要求文君先送命纸八字要请算命先生合婚。当时文君虽然知道有男女合婚这回事，以为这只是一种仪式，把两人命纸合在一起，表示吉祥的意思，还知道乃根据男女两人八字上的五行作一个配合与否的判断的。合婚结果，女家认为不能配合，订婚之事成为泡影。
此时文君才知道合婚并不是一种仪式而是一种方法。他就问介绍人,什么理由合婚不成？介绍人笑对他说：“算命的说你命中有两妻，将来会停妻再娶。”文君当然莫名其妙，他认为这是一种托词，或是算命先生胡说八道，那有在命纸上可以看出一个有两妻几妻之理。
文君自己想，我文某大家都知道看见女人脸就红，同学们把我绰号“道学先生”，永远也不会“伟妻再娶”之事的，绝对不相信自己会有此种命运；所以他对介绍表示不满。
那位介绍人是文君的表叔，从几次谈话中知道文君在埋怨他，说是相信命理的人大都是无知识的，男女婚姻大事，单单由父母主婚和单单由自己决定尚且不够慎重，还需要彼此商量，亲戚朋友参加意见，那好听凭算命的去决定？因此，他的表叔就想如何使他心服，不岀怨言。
有一天，他表叔对他说，由表叔出四角钱（当时是民国初年，算命清谈一次四角钱），叫他把一位熟人邹君的八字，任他拿去那一个算命去算，看看算命的怎么说。
那位邹君是山东滋阳人，当时在江苏一个中学里当教员，前两个月刚和学校里一个女教务员结婚的。学校里同事也都知道他在山东乡下有一个比他大了五岁的发妻而且还养了两个儿子，因为当时社会并不重视停妻再娶之罪，所以大家也只是背后批判批判罢了。
文君知道表叔的意思，第一要他不要埋怨表叔，第二要他相信口己的命运有此缺点。因此他就接受表叔的建议，拿了邹君的八字去找一个瞎子算命婆去算。
奇怪的很，瞎子算命婆一算邹君的八字，就说，此君今年有“重作新郎”之象，早则前两三个月，迟则后两三月。
文君就问：“他的重作新郎，到底是丧妻续弦，还是停妻再娶呢?”
算命的说：“是停妻再娶，不是丧偶续弦。而且，前妻应有两子，和他已经离开了五年。”
因为算命所说的完全和邹君的事实相符，所以文君大为惊异。从这时候起，他不特不再埋怨表叔了，也开始看命书学算命。
经过两年时间的…面看书一面从师研究，他看出了自己的八字对于妻官吉凶确然和邹君是一样的。
当时他是二十五岁，自己看出本年有红变之喜，知道今年若是有命运，就是命中有停妻再娶的毛病，也会结婚的。同时他也看出自己的重作新郎应在四十五岁之后。
那时大约是民国十年，他自己既没有本领谈恋爱交女朋友，就只有靠亲戚朋友介绍了。因为当时还是半新旧的时代，订婚前亜合婚还是常事;所以不久他由朋友介绍和一个姓梁的小姐合婚。
合婚结果女家并无异议,文梁两家就举行订婚仪式，六个月后也就结婚了，事前文君只知道女家对合婚之事表示满意并无异议，当然不会自己再去追问对于“停妻再娶”的命运问题。
但结婚之后，他当然还是想追问这个问题的。当他俩合婚的时候，文君因为自己那时已略知命理了，当然也查知女子的八字，自己也看看其中合婚的问题。
他看了两人的八字，觉得确然是一对夫妻的八字，结婚之后是会所谓“夫贵妻荣”的。
同时他也看出这一对夫妻可以“和谐到老”并没有离异之事。因此他心中也不免有疑问，到底这命运应如何解释呢？
文君看自己的八字，虽然四十五岁之后确有“再娶”之象；但看那个女方的八字,却没有被离弃的情形，只是夫妻二人在那几年之中可能离别而已；然而这离別也只是暂时的，并不是离异的，也不是永诀的；而且从八字上，此时她已经生有三个儿子了。
因此文君就把这八字拿去请教他的几个朋友，而这几个朋友都是对命理颇有研究的人，也比文君高明些。
他们看了两人的八字都说这八字必定成为夫妻的。至于男方将来有再娶现象也是事实，女子并不被离弃也是事实。
他们对这个问题，只能用通常的办法解释，说将来老文很可能有外室之事。
这是合婚时候他们曾作过这样的商讨的，结婚之后，当然不会去谈这个问题的，两人结婚之后，一切也都吉祥顺遂，老文在省政府教育厅做事情也步步高升，曾从科员，秘书升任科长。
结婚后第三年起，也就生了长子，之后每隔一年生一个，到了抗战那年，已生了三个男子两个女孩，当然是一个相当美满的家庭。
民国二十六年，抗日战争爆发了。
那时老文大约四十岁。江苏省政府开始向乡下撒退的时候，老文也把家眷退到乡下。
但是，过了年关，形势非常严重，自上海附近的金山街被敌军登陆之后，江苏的江南地区受到一边南面的敌军一边长江的敌军两面夹击了。
这情形不能不使人心浮动。起初，江苏省政府想在江南地区立脚，因为江北交通不便，同时华北也已经陷落了，只好在江南各县找比较安全的地带，所以起先总是在江南各县中疏散。战的中期至后期，这事情差不多成了一种风气。
当然这事也有人劝老文，说是为着生活上的便利，生理上的健康，找-个女人作伴是需要的，尤其是老文那文弱的身体。
但是老文绝对不肯为，一则他原是一个十足的道学先生；二则他夫妻感情甚好；三则这是刑法上的重婚罪；虽然他不好反对别人，自己却不肯太随便。
接着，不久政府为着解决抗战人员这个颇严重的问题，特别颁布一项法律，就是也许在后方的男女，如三年不曾和沦陷区眷属连络的，可以在后方另行婚娶，不算为重婚，但对沦陷的夫妻乃为有效的婚姻关系，不算为离婚。这法律公布之后，在后方的人们，与沦陷区家人失去连络的人,当然认为一种德政，而许多人便可公开结婚了。
但是老文还是不肯利用这条法律。他说，这只是国家给人们的一种便利，并不是一定要这样做，如果各人不需要这样做，还是不这样做的更好。他对朋友宣布，除非得到他的太太已经嫁人了，他是不肯再续娶的。这就是老文之所以被认为“道学先生”的本色了。
第二年，果然不幸的消息来了。有一位朋友的家眷是从杭州经过金华进入内地的。当时京沪路和沪杭路一带的人要进入内地，大都是取道金华的，当时金华是在我军手中，也是抗日的最前线。他们来到重庆之后，传岀了许多路上可惊可泣的情况。因为当时铁路上公路上时时有敌机来轰炸和机枪扫射的。
这位朋友告诉老文说，在杭州时碰到文太太，带着两个大孩子，跟着由上海动身的同伴，他们是一夫一妻一个女孩子三口人家的。那个男人是姓潘，浦东人。文太太曾告诉他说她知道老文在重庆乡下住，两年来都在想机会跟人去重庆的，此次才碰到潘先生全春同行的机会，所以便决定跟他们跑了。
由杭州出发去金华、他们都是由同一的带路人，领路的。不幸得很,那天天明到达金华时，刚刚进入。
不久，江苏全省陷落，省政府主要机构都向内地迁移了，老文当然也在内。他本是一个道学型的文弱书生，随时需要人照顾的。
所以当他随政府撒退的时候，当决定无论如何把家眷带在身边的，当时政府高级人员也都有许多照应而得相当的便利。但当他家眷西迁的时候，他的几个小孩差不多都因一面路上跋涉，一面水土不服病倒了。
这情形不得不使他改变计划，因为当时女家的父母和兄弟都在上海法租界里住，就决定暂时退回到上海去，不特医药上便利，先把小孩病医好，而以后也可以得到娘家的照应，夫妻两人原计划到了上海把小孩病医好之后，把小的孩子交托给娘家，把大的孩子再由太太找机会带到内地去，因为当时政府随处迁移没有定所，家春也无法随迁，希望过了几个月战局能够稍定，政府的地点也能够固定下来，那时太太带了大的孩子就不致十分困难。
于是文太太就带了五个孩子从栗水到宜兴，再转道到了上海。一到了上海，情形和所理想并不一样，娘家的投靠，以及小孩子的医病虽然都能如愿而偿，但文太太要想带大孩子再到内地，倒不是太容易之事了。就这样，一年两年地住下来了。
不久，老文和家人间接也取得了连络，文太太知道丈夫已到了重庆附近的乡下，没有敌机去轰炸，居家也颇安适，同时也知道老文因为没有家眷在身边，饮食早晚都很不方便，常常生病，因此她就决定带两个大的男孩到重庆去。
但是，一个女人带两个小孩要到重庆去，在当时实在是一件太不容易的事，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找一但同伴的男人而有家眷同行的。当然当时也有人向内地走的，若能多方面打听，虽不容易却是有可能°
老文在重庆附近乡区也间接听朋友说他的太太在上海已准备找相当的同伴要来重庆的。这消息老文当然十三分的欢喜。虽然他不知太太何时能来，而每天总是希望太太能突然来到。
然而，事实上太太又久久不见得来。那时候由沦陷区退到内地的公务员，常因家眷不在身边而有临时家眷之事。在抗我军的防线，空袭警报发出了，只有几分钟，五架轰炸机和三架小飞机就岀现在头上了。大家各自分散逃命，走避轰炸和机枪的扫射。但是，这只是碰各人的命运，谁也没有把握。
经过一阵轰炸和扫射之后，空袭警报解除了。救伤队来了，把伤的人先抢运到金华西郊的医院里去急救，再把死的人于晚问运去北郊掩埋。这位朋友因为空袭前是和文太太在一起，敌机出现之后各自奔逃，现在他幸而一家人平安无事，但不知文太太以及和她同行的人怎样，第二日就跑到西郊临时医院去查询。不幸得很，他只看见和文太太同行的那位朋友的太太，伤了腿部，尚无生命危险。
问她关于她的先生和文太太，她哭着说，她的先生已经没有了，儿子还没有伤，由救护队救去了。至于文太太，她说她没有看见她，到底是活是死不知道，所以依他看来，如果文太太当时没有受伤，不久应当来到重庆的，如果不来，那就凶多吉少了。
老文一听这消息，认定自己太太必凶多吉少了；因为前两星期他曾从一个朋友从上海来的说，他的太太曾寄口讯，说最近就要跟一个相熟的某君家眷一起动身的，现在某君已遇难了，而太太又不见到来，则就这位朋友所亲历其境的情形看来，太太遭那是无疑的了，真是可可惨之事。
这样一来，老文虽然还能为亡妻守服一年，而终于一年之后和一个比他小十五岁的郑女士正式结了婚，结婚的时候，朋友称他的道学型、前两三年就应当娶抗战夫人而因太太在上海不肯娶；直等现在太太去世了才肯娶，而且还为亡妻居了一年又三个月的丧服，当此乱世而能有此情义与礼法，真是不愧一个道学先生的尊号。
事情真是奇妙，老文和郑女士结婚后一年又七个月，日本广岛和长崎吃原子弹了，日本宣告投降了，抗战胜利了。由于当时交通工具不够，复员工作至为困难，老文既系江苏省政府的文员而又要求随带家眷同行，就不能暂留后方等第三批复员了。
江苏省政府头一批复员的是省政府秘书处各种重要人员，以及民政厅、财政厅、建设厅、医务处等的重要人员，大都是总务课长之类，老文因为有了新的家眷在身边，当然就暂留重庆一两个月也是无妨之事。只是他拜托第一批复员的朋友滕科长，看看他的上海岳家，问问几个小孩子的情形，希望写信给他知道。
这位朋友复员后没有几天，刚刚有公事到了上海。他就抽暇去拜候老文的岳家。奇怪的，一进门，碰见的不是老文岳家的什么人，而是文太太。
“哎哟！文太太，你：…你：…你怎么：…没有什么事吗?”这位滕科长看见文太太，惊异地以为自己是白昼见鬼，他心里实在是说：“文太太你怎么还没有死呀!”因为他们朋友都知文太太去年在金华车站附近被敌机炸死了的。
“滕科长，你回来了，他怎么样呀?”文太太以又惊又喜的心情说:“请里面坐，他怎么样了，没有和你一道回来呀?”这时候文太太心中在怀疑自己的丈夫到底是死是活，或者是有病了，所以不能和滕科长一起同来。
“他没有什么事，也快要回来的。”滕科长说：“因为交通工具缺乏,所以分批复员，我是第一批的，他大概是第二批吧。”
接着就问：“这数年来你们都平安吗？几个小孩也都好吗，老文正在惦念，叫我来打听，要我写信给他，你若有信，明天可以交给我，后天有人坐飞机去重庆的，让他先知道你们平安第一。”
文太太听见老文没有什么事，第二批就要回来，心中也大大的快乐了，她就把这几年的事略略诉说了一下，最重要的是一年前带了两个大孩子去金华想到重庆而打回头的事，她说“孩子们也托福都平安，只是前年我带了两个大的想到内地去，在金华车站差一点母子三人都被0本飞机炸死的；幸而没有伤，所以打同头又来上海。”
科长听见文太太这样说，也就惊奇地说：“是的，我们当时在重庆也听到这消息，说是你们都遇险了的，所以老文还为你们守了一年的丧哩!”
“真的吗?”文太太流下眼泪了，她想起了当时的情形，也可怜老文因为听错消息为她伤心，也为她守丧一年，她不可怜自己，反而可怜老文了。
她说：“这几年来，我不在他身边，他已经够辛苦了，真是我对不住他。”这时候文太太一面说一面取了手帕拭眼泪。
“现在好了”滕科长说：“等下我们先写几个字赶天寄去，先把你们平安的消消告诉他，这是最紧要的。”是最接着滕科长就问到前年在金华车站遇险的情形。
文太太就把当时的情形叙述了一下。原来当她跟.着浦东人潘先生夫妇一家人刚刚从杭州由接客的带到金华车站不到两小时，空袭警报响了。本来他们两家人从上海出发都是在一起的，但敌机一出现天空，大家便乱跑乱逃了。所以那天潘先生被炸死，潘太太被炸伤，潘家的女孩倒没有伤，而文太太自己和两个小孩也没有伤。
事后，她在金华住了一个多月，当时因为潘太太在医院里，潘家的女孩就不能不与文太太在一起了。潘先生到了金华就被敌机炸死了，潘太太当然非打同上海不可了。
文太太原是靠潘家一家作伴才打算去重庆的，现在潘太太要打回头，而她自己也因为那天轰炸的情形受了惧怕，听说由金华到重庆，像这样的事情路上多得很，因此她也就决定不去重庆跟潘太太一起回到上海了。
第二天滕科长和文太太就把这种情形都写了信托人带去重庆给老文。文太太此时当然不知道老文前年已在重庆讨了一个姓郑的女人之事，信中难免情长情短。而滕科长心中知道此时老文得此消息，一面欢喜自己的元配太太原来没有死，孩子也还都平安；但对于郑氏的新婚夫人以及此事如何对元配太太发表，难免喜中有忧了。
果然，老文第三天在重庆接到文太太和滕科长的信时，虽然第一是欢喜自己的太太原来这数年平安无事，而且是曾经死里逃生；但即刻他想到现在身边的这位重庆夫人郑氏，真是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了。
他当时不曾把此事告知郑氏，因为他此时不知对此事如何处理。于是他当晚写了三封信；一封复给妻子的信，只说听见她还平安在世，万分欢喜，不久他即可由重庆到来上海团聚了。
第二封信是写给自己的岳父岳母，说是有一件要事托由好友膝科长代为面禀。
第三封则是写给滕科长的，问他关于此事应如何处理？同时托他去见岳父岳母，把附信代交，并把老文在重庆与郑氏结婚的情形告诉岳父岳母，请岳父岳母原谅他的处境，也请他两老对此事的处理给他一点意见，他总是遵从岳父母的意见的。
过两天滕科长接到来信，就先打电话去和老文的岳父接谈，说是老文有信嘱他有要事需要面谈，暂时不要让文太太知道，请两位老人家出来到茶店里细谈一下。过两天，老文的岳父母就和滕科长在上海南京路冠生园酒家见面了。
滕科长就把老文在重庆这数年来的情形详详细细地告诉了两老，特别对于老文和这位新夫人的结合情形，是因听了太太在金华遇难了，而且守丧一年又三月后，才经过许多朋友的劝告才肯的。现在他觉得对不住自己的太太，因此不知如何处理，所以请求两老岀些主意。
老文的岳父听了滕科长的话，就微笑地说：“这事原在意料之中的.如果这几年来不娶，那才是奇妙之事，前年他已娶了，那就不算奇事了。”
滕科长听见老先生这样说不禁错愕起来，以为老人家对老文的人品有了鄙视，因为在抗战中，不管内地和沦陷区，由于战争的影响，许多人的人品都堕落了的。于是他就用和缓的口气替老文解释一下。
他说：“这几年来由于战争关系，一般人的道德确是难免堕落了--点，这是一定免不了的事实，每次战争都会带来这类事情的；但是，令婿文兄，他那种道学风态依然故我，并不曾受时局的风气影响的，前年和郑女士结婚之事，既不是他的人格问题，也不是受了政府法令的鼓励，而是第一，他多年来以孤独生活使他发生种种的困难；而抗战也不知何时才能胜利，所以为了自己健康，不能不结婚的。
“第二，他得到嫂夫人不幸的消息之复，悲痛非常，重庆许多朋友都知道的，他很认真的为嫂夫人守服；当然，心境更见寂寞，也更需要精神的安熨了，为了这两种原因，再加上多年来的朋友劝告，所以才有此老人家当然明白滕科长说话的意思，就解释说：“我不是说小婿受了环境的影响而做了这不应做的事，而是说他不不受命运的注定而这样做的；因为我们早就知道他这几年会有类似’停妻再娶’之事的。”
“真是命运的关系吗?”滕科长都希奇起来了。“这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呢？他从前也曾对我们说过，他要和他的命运抗衡的!”
接着滕科长就叙述前几年当政府宣布凡是三年与家人断绝消息的，可以在内地另行成家不算重婚的时候，朋友就对他说：“现在政府有法律可作你的保证了，你可以不必如此道学了，可以找一个相当的女人照顾照顾早晚之事，将来同到上海，对嫂夫人也会说得通的。”
但当时他时常对我们说，他在这几年中，无论如何不肯再婚，为的是他要和自己的命运抗衡。我们问他是什么意思，他却不肯说，只说这是他年轻时结婚之前就决定了的。
于是老先生就把往事重说一番。他说，当二十年前老文和文太太议婚的时候，老先生曾把他俩的八字拿去请算命先生合婚的。算命说他俩的八字可合，是夫妻的八字；但说老文四十五岁之后要有“停妻再娶”之事。
后来他又请一个老朋友精于子平之术的过目，这老朋友姓孙的，现在也还在上海。他说老文四十五之后的“停妻再娶”，不是出于夫妻不和，而是出于夫妻离别。同时，这离别又会团聚，夫妻依然和睦，并无他事，因此，当时他们就答应了这场婚事的。
老先生又说到，此中合婚情形，只是他老人家一人知道，老太太以及文太太自己也不知道的，因为这只是命运之事，二十年以后之事，谁也不敢担保自己是怎样的，何必先给她们知道呢？一直到了前两年，文太太想到重庆时，老太太和文太太才知道老文有此命运。
说来也很奇怪老先生既不说，文太太和老太太怎样会知道老文有此命运呢？原来那年文太太想到重庆去，来与老先生商量，而老先生一开始就劝阻文太太不要去。文太太对他老父劝阻似有怀疑；因为像她这样一家大小几个人累了娘家，父亲应当不会拦阻的；而且，夫妻相聚之事，也应赞助才对，何以父亲老是反对呢？
因此，文太太就怀疑两件事：一件事是老文或者在重庆发生了不幸之事，父亲已经知道了，只是骗她说还住在重庆乡下，免她悲伤；二件事就是老文在重庆或者已经有了女人，老父也知道了，所以不要她去受气。有了这种怀疑，当然她更不放心了，于是她有一天就拿了老文八字去算命。
奇怪的，果然算命的说老文并没有不幸之事；但说就在这两年之内，要有再作新郎之事。文太太不信，又算了两家的命馆，有的是瞎子，也都是一样的情形。再不信，去卜卦，卜卦的也这样说。于是她怕了。她就把此事和老母亲商量，老母亲当然相信命运之事，她就主张尽速找同伴携两个大孩子同去重庆。
此事当然最后要和老先生商量。老先生也不说从前的事，只好赞成她去重庆。但是，又有一件奇怪的事情，在文太太决定跟随潘先生一家动身前十几天，文太太又把自己的八字去算一次命，目的就是要问问看此事路上是否平安，因为当时由上海到重庆路上时常有事的。
算命看了文太太的八字怎么说的呢？说她行不能，路上有阻挠，她问阻挠的是何种情形呢？
算命的说，情形虽然不甚严重，但在路上难免虚惊，那末她就说只是虚惊倒不要紧，现在各处都有虚惊之事，只要能够达目的地，就是受些虚惊也无所谓的。然而算命的却说她半路要打回头，就是肯受虚惊，恐怕也不能到达目的地。
于是她就把自己的情形告诉算命先生，说是丈夫在重庆，说是有熟人一家人作伴和她同行，她说，如果不能到达目的地，那就不必动身了，何必多此一举，又花钱又辛苦呢？当然她希望算命先生能指示一个南针，到底是动身好还是不动身好，如果有多少希望的话，她总想动身。
“虽然路上有阻挠，但就你的驿马看，这驿马是必动的，你要不动身也不可能，非动不可。”算命先生说，“我所谓阻挠，乃路上的事，要你走到路上才会碰到，现在你还是非行不可的。不过，要能在今天起算，十五天至二十天之内，发生阻挠之事，而又能安度过去，那就可以度过难关，到达重庆；但若在这二十一天之内不能克服那阻挠的话，那就不能不打回头了。”
为了要克服这困难，文太太就在第十六天和潘先生一家人离开上海到杭州。依她所査的情形，最多在四天之内可以到达金华，一到了金华就算离开了沦陷区，也就算安度了路上的阻挠了，因为她认为这是路上的第一阻挠。
果然，如了文太太之所愿，第四天到达了金华，但一到金华车站就遇到敌机轰炸，而且潘先生被炸死，活太太被炸伤，当天晚上她想，虽然今天真的发生了大阻挠之事，但自己和孩子既然都平安无事，总算渡过这难关，现在已离开了沦陷区，入了抗战的自由世界，就无疑若干天之后可到。
然而，第二天她到医院里看见潘太太之后，因为潘太太自己受伤在医院里，潘先生又不幸了，现在留卞一个女孩，不能不在金华等待她出院一道同上海去的，这小孩又非请文太太暂时照顾不可，所以当时在义不容辞的情景之下，她就答应了潘太太，说自己愿意暂住金华等待潘太太伤愈岀院之后再说c当时她忘记算命先生说的话，自己满心在想，既到了金华,就算已到了重庆，暂住下来等到潘太太出院也无所谓的，所以就暂住下来了。
谁想得到，这一住下来竟住了一个多月还不要紧，而后来由于潘太太被事势所迫，不能不打同头，而路上既无人作伴，且又有敌机轰炸之事,她经过这一次轰炸的教训，眼见潘先生被炸死，潘太太被炸伤；就没有勇气个人带两个儿子冒险去重庆，终于也决定打回头。
老文的老丈人说，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当文太太同头到上海，把经过的情形叙述了一下，自己叹气一声，说：“随他去的，如果他命中真的注定要做两新郎，我去也没有用处，如果我在路上也像潘先生或是潘太太-样的话，我还是自己同头的好，让他去吧!”
因为过去有这段的故事，所以老文的岳父岳母都对老文表同情，因为他能为文太太守一年的丧服之后才和郑女士结婚，于情，于理，于法总算是够道德了的，于是两老就对滕科长说，这事由他两老负责和文太太去说，既然政府有此“抗战夫人”的办法，大体上总是没有问题的。
过了几天，老文在重庆接到滕科长来信之后，也接到文太太的信，说这一切的事既然是命中注定的事；她只好接受命运的安排，希望老文早些带郑氏一道回来。这一封信当然是使老文所感激莫铭，但他又有新的问题。
老文既然得到了元配文太太原谅的来信，又有什么新的问题呢？
原来老文自接到膝科长的信知道文太太还在世消息之后，至今还没有把这事情告诉抗战夫人郑氏的，不敢告诉郑氏的原因有几个，第一个是他只得到膝科长的信，还没有得到文太太的信，不知文太太对此事的态度如何，第二个是自己和郑氏才结婚年余，而刚刚抗战胜利，郑氏正满心欢喜，在准备不久就要随老文到上海去，若把此事告诉她，未免使她难堪，此外还有一个奇怪的理由，那就是有关于算命的事。
什么算命的事呢？
说原来当一年前老文和郑氏议婚的时候因为听说老文的妻子是在金华被敌机炸死，郑氏的家人怕老文有克妻命，所以把老文的八字拿去算命，问问八字是否克妻命，以前克过没有，以后还要克不会？
这倒是奇怪的，算命先生却说老文并无克妻的命，且有两妻的命，那时郑女士和老文已由朋友介绍，做了朋友，郑女士也知道老文确然替他的前妻服了一年的丧服，当然不便再去追问此事。但怀疑他或许在上海或其他乡下又有妻子。
郑女士是一个职业妇女，她不愿做-个所谓“抗战夫人”，将来抗战结束跟老文回到上海和老文的元配妻子做两头大的太太,所以她在和老文议婚的时候，请了几位做证人，要老文立下约字，说是在沦陷区并无妻室，郑女士和她结婚是“填房”的地位，并非两头大他仇战夫人，老文自己知道妻子已经被敌机炸死了，当然就立下了字约给郑女士，说是娶她为填房，并非抗战夫人。
因此他不敢把这消息告知郑氏。他知道郑氏是一个职业妇女，他若是知道老文的太太并没有死，而她要同到上海去做有妇之夫的次妻，她必定是要诉之法律而且要提出离婚的条件的。当然，老文自己也觉此事太对不住她了。
于是老文只好恳托从前做介绍人的朋友，设法乘机会把此事告知郑氏，并请她对老文此事能有所谅解。同时也将文太太和滕科长寄给老文的信交给他们，希望他们把此信给郑氏一看，藉以明白其中情形，也能学学文太太的大气度，同样原谅老文，不用生气，也不必别生枝节。
三位介绍人，两位是男人一位是女人。两位男人是左先生，简先生,女人则是柯太太，她是郑氏的中学同学。左先生和简先生两人一听见此事大大摇头，认为此事好难办，因为郑氏的脾气不很好，他俩认为她必定不肯让步，不要直接对郑氏说，务须先向郑氏的母亲郑老太太说通了，恳求郑太太去劝郑氏。
但柯太太主张必须双管齐下，因为她知道郑氏脾气，如果不向她说而向老太太说，反而不好。于是他们最后决定，由左先生和简先生两位于白天去拜访郑老太，恳托郑老太于晚间柯太太去和郑氏谈话时，请她老人家从旁帮忙。
那时候郑老太太是住在老文家中，那天晚上老文刚好有事要到重庆城里去开会的，是一个和郑氏说话最好的机会。白天，左先生和简先生两位拜访了郑老太之后。告诉柯太太，说是郑老太已说通了，没有问题，但郑老太吩咐说，要柯太太今晚来时去找郑氏的表姐齐太太一道来,因为齐太太和郑氏感情甚好，也知道郑氏过去的情形。
于是柯太太就先去拜访齐太太，把来一鲁矶及郑老太的意思吿诉了齐太太，奇怪，齐太太耻见柯太太把这事情说了之后竟然希奇而感慨地说:“这真是命中注定的了，我相信表妹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
“真的不会有问题吗?”柯太太说：“你看她肯相信文先生这命中注定的事吗？如果她肯相信，那就好了！”
“不管她相信不相信表妹夫文先生的命运，时到今日，她不能不相信自己的命运了。”齐太太接着就把郑女士过去情形对柯太太细说了一番。
她说，这位表妹郑女士，是她姑母的长女，因为在她上面连生了三个男孩，所以姑母对此长女特别宝贝，也因此自幼把她的脾气宠坏了的。依她人样看，是一个相当漂亮的女子，何以不早些结婚，而迟到前年三十几岁了才和文先生结婚，而且还是做了文先生的填房呢，那就是完全命运的关系了。因为她不相信自己命运不好，以为自己够漂亮，也够聪明，够能干，硬不相信命运，说是绝对不肯与年纪太大的男人结婚，也必定要做人的元配。
原来郑女士十几岁的时候要和本地财主姓罗的孩子议婚。罗家把郑女士的八字拿去合婚之后把八字退回，说是合婚不成。后来查知，算命的说她的八字不能作人的元配，只能做人的偏房，最多也只做人的填房，而且要嫁给比她大十二岁以上的丈夫，否则，她就中途变节，乃至克夫守寡,或者与人争夫之事发生的。
郑女士当时中学刚毕业，脑筋既新，意气又盛，当然不肯相信算命的话。而且她因为被罗家这一气，负气对戚友宣布说，她非嫁给童男子做元配不可，而且对方的岁数不能超过十岁。否则，她就终身不嫁。
然而，事实上却与她的愿相违，前年她与文先生结婚时，虽然她不做偏房，文先生也没有大她十二岁以上，她却不是元配而是填房。当时在她自己的解释，说是无论如何不曾如算命之言，她已把命运争回了一半，因为算命的说她要做偏房，她做填房不做偏房，算命说她要嫁大十二岁以上的丈夫，劝说郑女士。
果然当晚柯太太和齐太太去看郑女士的时候，文先生不在家，而郑女士独个儿坐在客厅中发闷。那时她的母亲已把文先生上海太太未死的消息告诉了她，也劝慰了她，所以当柯太太和齐太太来到时，她还能勉作笑颜地对她俩说：“我真想不到一个人的命运有这样的厉害。现在我任何人都不怨了，只怨我自己的命运!”
这样一来，齐太太和柯太太两人心头就放下了。接着郑氏就把自己两个月前在邹瞎子算命的情形重新述了一遍。她说，她当时还是半信半疑;因为明明看见老文替他的太太守过丧，从他的同乡老朋友打听，也都说他确然是一个道学先生，在乡下也并不再有太太之事。然而，现在的事实却又证实了他的太太原来没有死；她既然没有死，那末我就该由他去了。郑女士这话是另有蓄意的。
表姐齐太太明白表妹的心事上这是郑老太太知女莫若母，她特意哄柯太太去请太太一道来劝郑女士的用意所在就是惟有齐太太能够明白郑女士的心情和心事的。齐太太看见表妹说什么“现在我任何人都不怨，只怨我自己的命运。”又说什么“他的太太既没有死，那我就该由他去”，知道她是想不跟老文去上海，要和老文离婚的。
于是齐太太就把从前和罗家议婚不成之事说起，说是这既然是命中注定之事，现在就和老文离婚也没有用处，因为你已经做了有妇之夫的次妻了。由于两位太太的劝告，最后郑氏和老文两人，一个对自己的心愿徒呼负负，一个对自己的太太徒呼负负。
END
人生轨迹的研究
道学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