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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连日来，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牵动着无数人的心，全国各地的医务工作者正争分夺秒地奋战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在这共度时艰的时刻，重庆市开州博物馆将利用博物馆微信公众号，在前期推出的线上展览基础上，陆续推送馆藏精品文物展示。为宅家的市民提供最贴心的服务，为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工作者加油鼓劲！
今天为大家推送的是“聆听巴人的跫音——开州余家坝遗址解读”。
抗击疫情·网络展示 03
聆听巴人的跫音
——开州余家坝遗址解读
禹贡之落荒，巴封之缴地。
导语
巴人是先秦时期生活在我国西南部的一支部族，史籍中对其虽有记载但语焉不详。随着三峡地区考古工作的顺利完成，大批与巴人有关的遗迹和遗物相继展现在世人面前。开县（今开州区）余家坝战国墓葬群的发掘，为填补巴人这一段空白历史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实物资料。余家坝遗址历经十余年的考古发掘，大量资料反映的文化因素相当复杂，其中巴蜀文化因素占主导地位，楚文化因素也占据较大比例，同时还存在典型的秦式器物，这种状况表明该遗址的文化性质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多种文化的复合体。考虑到这一时期巴国境内战事连绵，而巴王素有将自己的宗室子弟派往边境要地屯驻重兵防守的习惯，由此推测余家坝墓地很可能是屯守于此的一支巴王宗室子弟及其所率部众所遗。由此可见，余家坝在战国晚期巴人分布在彭溪河流域的一个重要的区域性中心；其丰富多彩的文化面貌，显示出多种文化交流融合的独特文化特征和时代特征，为了解巴人在这一带活动的情况、巴国发展与消亡的过程以及巴、楚、秦三种文化在这一地区的消长提供了极具价值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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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巴人·巴国
巴人是先秦时期生活在我国西南部的一支部族，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上古的传说时代，据《山海经·海内经》记载：“西南有巴国。太葜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夏商时期，巴已立国，主要活动在沔水中游，另有一支以巨蛇（青龙）为图腾的支系活动在今洞庭湖一带。《左传·衰公七年》载：“禹聚于涂山……会诸候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殷商卜辞中亦见“巴方”之名，如《殷契粹编》1230载“壬申卜，争贞，令妇好从沚盾戈（古戎字）伐巴方”；《殷墟文字乙编》“辛未卜，争，贞妇好从其沚盾戈伐巴方，王自在商伐重阱妇好立……”。西周初年，因助周武王伐纣有功，周以其宗姬封于巴，称“巴子国”。其活动范围大致在今陕西东南部的汉水流域到四川东北部大巴山地区，即汉中东部，与楚、邓、濮为邻。事见常璩《华阳国志·巴志》：“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戈后舞也’。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春秋时代巴楚联盟破裂，巴人南迁今川、鄂交界地。战国时期进入川东地区。周慎靓王五年（前316年）秦助苴候灭蜀取巴，巴王被俘于阆中，巴王之子仍据枳（今涪陵）。大约在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前280年）巴人政权最终亡于楚，其民散落五溪地区。
巴人·巴国
上述典籍虽勾勒出巴人生存的大致时空范围，而有关巴人的记载多语焉不详，唯《华阳国志·巴志》为专述，但成书时间较晚，且与其他典籍不乏抵牾之处。因此关于巴人的起源、分布、立国及消亡等问题，史界一直无定论。近年来，随着三峡地区考古工作的渐次结束，一大批与巴人有关的遗迹和遗物相继展现在世人面前，巴文化从商周到战国的序列渐趋完整。涪陵小田溪、巫山双堰塘、忠县哨棚嘴、云阳李家坝、开县余家坝、达川罗家坝等内涵丰富的遗址和墓地的发现，为了解巴人社会结构和重建三峡地区巴族历史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实物资料。
巫山双堰塘出土 忠县哨棚嘴出土 涪陵小田溪出土 开州余家坝出土
云阳李家坝出土
达川罗家坝出土
各巴人遗址器物比较
02 发掘·收获
余家坝位于重庆市开县渠口镇钦云村，距县城14公里。周围为群山所环绕，地貌类型属于山间盆地，地势相对较为开阔。长江支流彭溪河从西北向东南穿过。墓地位于余家坝遗址东部。
20世纪80年代，开县（现开州区）文物管理所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发现了这一遗址。1992年夏，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峡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了调查，确认这里是一处战国时期的墓地。1994年，山东大学考古系在制订开县（现开州区）地下文物保护规划时，再次调查余家坝遗址并进行了小面积发掘，在相距不远的地段发现战国巴人墓葬3座。2000冬至2007年冬，受重庆市文化局三峡办的委托，山东大学考古学系对余家坝墓地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发掘，揭露面积达27500余平方米，发现墓葬300余座，其中绝大多数属于战国时期。这一批墓葬的揭露，为了解古巴人的生活方式、社会状态及其巴、楚、秦之间的相互关系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实物资料。
余家坝考古发掘现场
余家坝墓地沿彭溪河西岸分布，南北长约410米，东西宽约170米，总面积达5万多平方米，海拔高度约在151～159米之间。从发掘情况来看，这一墓地的墓葬区划分明，埋葬相对集中。从墓葬的分布特点分析，其性质可能属于家族墓地。
从发掘情况来看，余家坝战国墓葬虽然埋葬方向不甚一致。但各区内部的墓葬方向相对固定，似有一定规律。大体说来，可分为东北－西南和东南－西北两大类，两者均占相当比例。除此，还有一些介于两者之间的墓葬，如东西方向和南北方向者。从平面布局上看，这两大类墓葬并未截然分开，有的互相插花，这种现象的出现值得思索。
墓葬
墓葬形制均为长方形或近似长方形的土坑竖穴，墓穴的深浅不一，最深者距地表达3.70米，而最浅者在耕土之下即可见到葬具、人骨和随葬品，其余绝大多数在1米左右。墓室面积也存在一定差异，最大者超过9平方米，最小者不足2平方米。绝大多数墓葬有熟土二层台。
一般墓葬均使用木质葬具，只是由于土壤、气候等方面的原因，葬具已全部腐朽。从保留下来的痕迹看，葬具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一椁一棺，数量较多，接近全部墓葬的三分之二，椁的形状除了个别为两纵端出头外，其余均为“Ⅱ”字形，很多此类墓葬椁底之下置2根枕木，位于椁的两端或略偏外处，有方木和圆木两种。棺平面形状为长方形，或一端略窄。有的棺面留有髹漆痕迹。棺多置于椁内正中，个别偏于一侧。另一类仅有一棺，位于墓室正中。一椁重棺的墓葬只发现1座（M6），墓室宽大，椁的平面为“Ⅱ”字形，内外两重棺均为长方形。还有部分墓葬发现有头箱或脚箱等设施。不少墓葬使用青膏泥来涂抹葬具，即在椁和棺的两侧或一侧涂一层厚薄不一的青膏泥。青膏泥的粘度大，密封性极好，棺椁痕迹多藉此保存下来。
埋葬方式以单人葬为主，葬式均为仰身，以直肢为主，有的双手交叉于胸前或腹前。同时发现少量双人合葬的现象。合葬墓的形式较为复杂，有并穴合葬、同穴同椁异棺合葬和同棺合葬等多种形式。并穴合葬者两墓平行分布，墓向、头向相同，墓间距在1米之内，并且均为男右女左。同穴合葬者亦皆为男女合葬，男右女左，随葬品分别放置在墓主身侧。因这类墓葬均为一次性葬入，遗骸摆放位置及随葬品的数量与质量方面均无明显差距，因此推测其性质为夫妻合葬的可能性较大一些。
余家坝的墓葬，除了个别被破坏的墓葬外均有随葬品，其数量有所差别，有的墓随葬品多达20余件，最少者只有1件陶器。随葬品种类有铜器、陶器、玉器、漆器和铁器等，其中青铜兵器的数量较多是其显著特色。兵器绝大多数为巴式兵器，组合完整的是戈、剑、矛、钺（或斧）、削，不完整者可能缺少其中一两种。多数兵器尚保留着腐朽或炭化的竹木柄、套痕迹，个别长柄上还保留有缠绕着的竹或藤条和色泽鲜艳的红漆。一般兵器上均铸有纹饰或巴蜀图形文字，戈上多铸虎纹，剑、矛上还见蛇纹、鹿纹等其他动物纹饰。
铜质容器主要是铜鍪，也有少量的铜鼎、铜盂、铜勺、铜匙，偶见铜铃、铜璜、铜印章和小件装饰等。陶器的器形以豆最多，鍪次之，其他则有罐、壶、鼎、鬲、敦、盆、器盖等。玉器均为装饰品，以玦最多，也有一些珠、管组成的串饰，在珠、管之上再镶嵌数层蓝色圆形玉片是其显著特色。
墓中随葬品的基本组合为铜鍪和陶豆，一般置于死者脚端。在上述基本组合之下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外加一套兵器；另一类不见兵器，部分墓中有使用玉器的现象。青铜兵器一般不与玉器共出，即便是在合葬墓内，兵器与玉器也分列与男女墓主两侧。据此推测随葬品组合的差异主要是性别不同所致，同时也不排除身份高低和贫富之别。
出土器物展示
03 结论·意义
余家坝战国墓地的发掘，使我们认识到这一地区是战国晚期巴人分布在彭溪河流域的一个重要的区域性中心；其丰富多彩的文化面貌，显示出多种文化交流融合的独特文化特征和时代特征，为了解巴人在这一带活动的情况、巴国发展与消亡的过程以及巴、楚、秦三种文化在这一地区的消长提供了新的极具价值的实物资料。
与峡江地区其他巴人墓地相比，余家坝墓地最为显著的特征在于随葬品中兵器组合完整，制作精良且使用普遍，男性墓中罕有不出者。这一现象，与史籍中巴人劲勇尚武之称相符合。巴族原以善于猎射著称于世，经济生活以渔猎畜牧为主，故有此俗；但这一时期全民皆兵的主要原因，更应是迫于强秦劲楚所逼，时思自卫而已。无论其成因如何，通过对比研究不同墓地兵器组合的差异，对我们了解巴人军队的编制情况以及政权组织情况有一定帮助。
关于巴国的政权组织，史籍记载多语焉不详。近来一些学者提出巴国实际上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而是处于早期国家形态，地域上有国家概念，但没有完备的国家机构和政治实体。也有人提出了其国家形式是在巴地众多的民族中巴人占据主导地位、并由巴人中强大的一支充当领导角色的观点。据余家坝、李家坝墓地资料分析，整体上看墓葬主人身份悬殊不大，地位比较均等，似乎表明这一时期巴人并没有形成严格的等级体制。由于余家坝墓地的研究工作未完成，关于这一问题尚难作定论。相信随着余家坝遗址研究的进一步进行，综合研究的渐趋深入，我们会对认识巴文化的整体面貌、社会组织等问题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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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编：王永威
副 主编：刘炳束
责任编辑：袁航敏
本期供稿：王永威
巴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