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蹉跎岁月里的校园趣事
刘雨江
五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瞬间。而在一个人的生命里，几乎是一辈子。难得的南街七年制学校同学五十年再聚首，将把我们这些当年的小小少年，而今已迈入花甲之年的老人，又聚集在一起。当我们面对面走来，互相凝目端详时，每位同学都会情不自禁地打开热血澎湃的思绪，追忆着林林总总的往事，沉浸在难以忘怀的岁月中。
《红小兵进京》
我所在的学校原名为“忻州师范附属小学”，1966年，我升入了小学六年级。新学年、新教室、新老师、新同学，新的一页刚刚翻开，随着中央《五?一六通知》一纸红头文件，一场暴风骤雨式的文化大革命铺天盖地、席卷而来。全国各地的学校纷纷停课，少先队员、共青团员一夜之间变成了红小兵、红卫兵。我好奇地问父亲“发生了什么”？父亲沉默了一会儿，只对我说了两个字“革命”。
从1966年8月18日起至11月26日止，毛主席先、后八次登上北京天安门城楼，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300万红卫兵。真可谓“全国山河一片红”！当时，红卫兵很吃香，乘坐交通工具、外出住宿、吃饭全部免费，这在当时是中国的一大奇景。看到大学生和中学生如此受宠，我们也特别想去参加革命大串联，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无奈中央文件规定，参加革命大串联的必须是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不在允许之列。我们只有望洋兴叹！
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最高指示。每当有最新指示发表，无论是白天还是夜间，所有学校的师生都会举着毛主席的画像，敲锣打鼓，上街游行，以示庆贺。字写得好的同学则会走街串巷，在每条大街小巷的水泥板上，用粉笔书写毛主席语录或最新指示。那个时候很特别，每一个同学都是自觉、自愿地参加这些社会活动，没有一个人会偷闲、偷懒。
1967年10月14日，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当时，学校的部分老师正在北京串联。我们几个同学商量，应该积极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尽快去北京把老师找回来复课闹革命。随后，我们就相约去了忻州地区革命委员会要求赴京。地区革命委员会接待组的工作人员看到我们都是十二、三岁的小学生，一方面热情接待，一方面根本不同意我们的要求。我们的主意已定，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就在接待组办公室死缠硬磨，从上午一直磨到深夜。当时，我的母亲也在接待组工作，那天，她在外地开会，接待组的叔叔、阿姨就给我母亲打电话说，你儿子和几个同学在这里闹革命，要求去北京，你快把他叫回去。我和几个同学商量好，只要接待组不同意，我们坚决不撤退。也许是我们这些红小兵的革命精神感动了接待组的叔叔、阿姨，最后，他们向领导汇报了情况，正式答复我们可以赴京，条件是必须有师范的老师或学生带领我们一起去。我们几个同学像是打了一场大胜仗，兴高采烈、连蹦带跳地跑回家，赶紧做去北京的准备。几天后，在忻州师范学校两位红卫兵的带领下，温宗昆、刘文玲、郭建英、王胜军和我共五个红小兵集合在一起，我们戴着军帽，扎着腰带，打着背包，拿着红宝书，踏上了赴京的行程。
去了北京，我们被安排在宣武区中学住宿。去了学校，才知道学校并没有招待所，我们是住在教室。尽管教室里没有床铺，只在地下铺了一层稻草，一间教室睡几十个人，人挨人地挤在一起，我们都毫无怨言，每天的觉都睡的很香。在学校食堂吃饭，既没有菜，更没有肉，只提供米饭和酱油，我们照样吃的很香。当时觉得“酱油泡米饭”就是一道美食，可后来就再也找不到当时的那种感觉和口味了，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一直都以为是山西的酱油没有北京的酱油香。没想到全是“饥饿惹的祸”！北京城那么大，茫茫人海，根本没办法去找老师。我们在北京住了五天，去了趟天安门广场，照了几张手握《毛主席语录》的照片，看了看街头的大字报，就打道回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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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北京之行，最大的收获是我们去过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居住的地方，每个人都领到了一枚毛主席像章和一枚毛主席语录胸牌，这在当时是获得的最高政治待遇和珍贵礼物。回到了学校，我们别在胸前，自己炫耀，同学羡慕，很是美了一阵子。现在想起来，觉得有点儿滑稽可笑。可在当时，却是一种真情流露，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幸福感，充满了自豪与骄傲。
《我的语文老师》
学校复课以后，一律由工人阶级或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我们学校更名为《南街七年制学校》。当时，全国都在学解放军，我所在的六（2）班称为二连。每次学校开大会，南街大队党支部书记石海兰都要给我们作报告，在我心目中，他就是我们学校的最高领导。
我的班主任是许士元，当时也称指导员，我们还是习惯称呼老师。许老师年龄四十多岁，老成儒雅，文质彬彬，清癯的面庞，高高的个子。春秋两季，总是穿着一件军绿色的马裤呢中山装制服，显得人既威严又时尚。许老师带我们班一年半，我们几个班干部与他接触很多，从来没见他生过气、发过火。他总是给人一种沉稳的神态和能驾驭一切的自信，同学们都很敬重他。
我非常喜欢听许老师的语文课，印象最深的是他给我们上的宋代诗人陆游《卜算子?咏梅》一课。陆游描写的梅花，既不是官府中的梅，也不是名园中的梅，而是生长在人迹罕至的郊野和寂寞荒寒的断桥边，它默默地开花，默默地凋落。作者被罢官为民后，移居故里，以诗歌寄情，以梅花自喻，表达了自己清芬绝俗、清高孤独的性格与生活，道出了自己对当朝的绝望与无奈。当时，我一边听着老师津津有味地讲解，一边想，陆游这个人若活在当今，也是个书呆子，有错认错，没错斗争，为啥这么没骨气，这不是“借花消愁愁更愁”吗？我正在胡思乱想着，课堂上一阵琅琅书声打断了我的思绪。许老师一改平时上课的常态，用浓浓的忻州方言咬着京腔、押着韵律、绘声绘色、有滋有味地咏颂了起来：“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同学们都被许老师的诗情妙语吸引住了，课堂上一片寂静。五十年过去了，当时的声音场景仍宛如昨日一般，还能清晰地浮现在眼前，萦绕在耳旁。这是我读初中时第一次聆听许老师对古诗的解读和吟诵。后来，自己开始慢慢学着写诗，应该说写诗的意念和基础，都是受益于许老师的教学。记得当时，杨金锁、石文堂、付计虎、樊伟荣我们几个同学，经常模仿许老师吟诵诗的表情、语气。在谈笑和不经意间，我们一遍遍感受着诗词的韵味，也一次次沐浴着文学的熏陶。
《代课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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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接到学校通知，孙绍先老师有事找我谈话，要我去一趟教导处。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了教导处。孙老师非常客气地招呼我坐下，和蔼地对我说：“三年级的张如花老师休产假，经学校领导研究，决定由你临时顶替张老师给三年级带音乐课。你能不能完任务”？我感到很突然，既担心自己教不好，又担心小同学们课堂上不听话。就对孙老师说：“我不知道能不能教得了”？孙老师说：“学校决定让你去临时代理音乐老师是对你的信任，相信你一定能完成任务”。我想了想说：“那就试试”。孙老师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好！明天，你就给三（2）班上课，回去抓紧备一下课，于校长和我要去听课”。在孙老师的鼓励下，我勇敢地接受了代课的任务。放了学，做完作业，赶紧连夜备课。
第二天上午，第三节课铃声响过，我来到了三（2）班教室。只见同学们早已坐的整整齐齐，于校长和孙老师也已来到，坐在了教室的最后一排。我走进教室，刚登上讲台，班长一声口令：“起立”！同学们高声齐语：“老师好”！我说：“同学们好！请坐下”。刚才，还有点儿小紧张，手心一直发热，一瞬间舒缓了下来。我说：“今天，我们学唱《毛主席派人来》这首歌，希望同学们喜欢，我们争取一节课学会”。开始上课了，我先给大家简要介绍了歌曲，朗读了歌词。而后，开始一句一句地教唱歌谱、歌词。我一边讲解，一边教唱，一边指挥，一边弹着风琴伴奏。同学们学的很认真、很卖力，只上了一节课，就把一首新歌学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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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第一次上讲台，没想到教唱的这么顺利，更没想到课堂纪律会这么好，全班同学没有一个人说话、开小差。下课了，于校长和孙老师非常高兴地走过来，于校长握着我的手说：“雨江同学，你教的音乐课很好，帮我解决了一个大难题，谢谢你”！听到校长的夸奖，想到小同学们对我的认可，我心里非常高兴。那个学期，我给三年级总共代了近两个月的音乐课，对自己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锻练，也是一次宝贵的教学经历。
《碱水窝窝》
六十年代，只能说是一个国家着力解决温饱问题的年代。有城市户口的家庭，一律由粮食局供粮、供油，除了节假日，每人每月按定量标准供应15锵噶浮?/span>一般情况下，每周可以吃几次白面，主餐多是小米饭、高粱面和玉米面窝头。农村户口的家庭，则只能在自己所在的生产大队分配粮食，细粮更少，一年下来，大多数家庭只能在春节期间吃几顿饺子，吃几个馍馍，平时的主食就是窝头。
说起吃窝头，我立马就会想起我的同班同学张会民。张会民性情腼腆，性格内向，少言少语，笑口常开，说话稍有些口吃，为人热情实在。他总是穿着一身学生蓝制服，合身而得体，干净而整洁，既朴素，又讲究，一看就是一个生活能力很强的人。同学们在一起，他从来不会去占别人的便宜，大家都很愿意与他一起玩。有一次，我们俩在一起玩耍时，他拿出一个窝头给我吃。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窝头，看上去黑不拉几、粗里粗糙的，心想，这能吃吗？我看了看张会民一眼，轻轻地掰了一点儿，小心翼翼地放进嘴里。刚嚼了几下…，哇！这究竟是什么东西？香香的，甜甜的，既有嚼头，又有滋味。怎么这么好吃？我赶紧从张会民的手中又掰了一大块往嘴里塞。张会民笑着对我说：“这叫碱水窝窝，你…你们吃不到，全拿去吧，这就是专门给…给你带的”。我高兴地手舞足蹈起来，接过窝头，三下五除二，几口就把一个窝头吃光了。事后我一直在想，究竟是窝头好吃？还是肚子饥饿？我想应该是兼而有之吧。农户家里吃的都是每年打下的新粮，对我们这些吃惯国库陈粮的人来说，吃到新粮自然会有新鲜的口感。加之，那个时期家家都是粗茶淡饭，肚子里空得很，一旦吃到可口的食物，必定是既解馋又饱肚。这个神奇的碱水窝窝，留给我的印象太美了！
上初中时，我们俩一直在一个班，我经常能吃到会民带给我的碱水窝窝。无功受禄的感觉有点儿不好意思，作为回报，我也经常帮他温习功课。我们之间没有、也不懂商品交换，有的只是纯朴的同学友情。
《以笛会友》
上小学的时候，我家住在草市巷，隔壁胡同住着一位很会吹笛子的叔叔，听说原先是文工团的演奏员。在家里，我经常能听到他悠扬的笛声，从那时起，我就喜欢上了吹笛子。
自从手里拿起了笛子，就放不下了。整天笛子不离手，每天做完作业都要吹上几个小时。在上、下学的路上，也清闲不下来，一边走，一边练吐音，口中“吐苦吐苦”练个不停。吐音是吹笛子的一个重要技巧和基本功，练习的过程，枯燥乏味，口干舌燥，还真有点儿“吐苦”的感觉，但给我更多的还是苦中有甜，苦中有乐。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努力，我终于能够吹奏一些难度不太大的笛子独奏曲。在这期间，我曾鼓起勇气，只身一人去找过那位叔叔求教。可惜，后来他搬家走了。在我们学校，闫海泉同学的笛子吹得也很好。他家住在学校对面，每天上、下学，我几乎都能看到他坐在院子大门口的石头上吹笛子，我们也曾在一起互相交流吹笛子的方法技巧。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六（4）班的韩松荣、杨明生为我和外校的一名同学切磋笛艺而牵线搭桥的一件事。我们虽然不在一个班，彼此还算熟悉。有一天，韩松荣找到我说：“东街七年制学校宣传队有一个李桂林同学，他的笛子吹的很好，想约个时间与你见面，互相学习，不知你愿意不愿意”？我听了很高兴，也想结识这位同学，就对韩松荣说：“好啊，我愿意”！经韩松荣和杨明生两位同学联系，我们很快相约见了面。那时没有茶馆，也不兴去饭馆，我们就在韩松荣家住的工程公司宿舍的大门口见了面。我们各自拿着笛子，每人吹了几首曲子，互相交流，颇有收获。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很有意思，这种一本正经的做事方式，哪里还像活泼可爱的少年，完全就是一个“小大人”！在那个年代，我们确实没有觉得自己是小孩子，做事也不会想着依靠父母，很小就认为自己已经走向了社会。后来，我与李桂林成了好朋友，一直到现在，我们还保持着联系和友谊。
《第二课堂》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从学校停课一直到初中毕业，大约有三年半的时间。这个阶段，我的课余时间基本上是在学校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度过的。在宋禹胤老师的带领下，学校未复课之前，我们几乎是天天排练。复课之后，则经常利用学校放学后和节、假日等课余时间排练。所有节目都是自选、自编、自导、自演。梁苏是宣传队队长兼编舞，蔺建坤是报幕员，鲁宝霖是独唱演员，段喜梅、段竹丽、马建华是舞蹈演员。男生中，张志华、罗庆吉擅长表演，许浩良擅长舞蹈，我主要负责节目排练和演出的伴奏。宣传队有一个“五人小乐队”，宋老师拉手风琴，邢老师打扬琴，钱老师拉二胡，我吹笛子，卢会兰敲鼓。后来，又增加了王存贵、王建功等好几位同学，乐队的阵容越来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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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们学校宣传队在忻州城已小有名气，经常被邀请参加地区组织的文艺汇演，还经常到部队、学校、工厂、农村慰问演出。无论是酷暑严冬，还是刮风下雨，我们的演出活动从未间断。每当我们坐着汽车或骑着自行车去外地慰问演出，每当我们看到台下坐满了观众并为我们演出的节目热烈鼓掌，每当演出结束后我们围着大铁锅喝小米粥、吃连汤面，都会感到特别的满足和开心。
由于宣传队的活动太频繁，经常早出晚归，我也曾遭到家里的反对。有一次，父亲对我说：“你是个学生，整天东跑西颠的，还能好好学习吗”？我听了有些不服气，就说：“我们不是玩，是在宣传毛泽东思想。您若有时间，可以看看我们演出的节目”。过了几天，我们在城内“职工俱乐部”参加汇演，我父亲特意也是第一次去看了我们的演出。那天，我们表演了好几个节目，我表演的是笛子独奏，当我吹完第一支曲子《我是一个兵》后，观众的掌声不断，我又接连吹了第二首曲子《大海航行靠舵手》和第三首曲子《草原红卫兵见到毛主席》。那天，我的演奏很成功。回家后，父亲什么话也没说，从此，再也没有反对过我参加宣传队的活动。其实也并不是自己笛子吹得好，主要是沾了时代和自己年龄小的光。
2016年8月，宋禹胤老师与家住北京的几位同学聚会，当我在万里之遥的奥克兰看到了他们发去的微信、照片时，心潮涌动，思绪万千，当即写了一首七律新韵《忆当年》：“回首四十六年前，大兵小兵舞蹁跹。一颗红星头上戴，两面红旗挂领边。高唱红歌跳红舞，舞台演罢下田间。少男少女稚气在，惟晓革命高于天”。这首诗，其实就是当年宣传队排练演出的一个真实写照。遗憾的是离开学校后，宣传队再也没有聚会过，大部分同学也都失去了联系。更遗憾的是有的同学已经永远地离我们而去，虽然，他们人已西去，音容笑貌犹在。王建功的豪爽厚道，许浩良的细腻秀气，卢会兰的专注执着，在我的脑海里都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记忆。
时光在流逝，年轮在延续。人的生命离不开现在，也忘不了过去。美好的回忆就像是宁静中的一盏清茶，永久地散发着淡淡的茶气，淡淡的悠雅，淡淡的甘醇，淡淡的清香。
2020年1月于新西兰奥克兰
（配图来源于网络，旨在传播本土历史文化。版权归原作所有，向原作者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