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四书集注》的作者是谁？
作者简介
朱熹（1130-1200），南宋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宋代理学集大成者。字元晦、仲晦，号晦庵。婺源县（原属徽州zhidao地区）人。出生于福建尤溪县，南宋绍兴十八年（1148年）中进士，历任左迪功郎、转运副使、焕章阁待制、秘书修撰、宝文阁待制等职，四后诣赠"太师"，封"徽国公"。朱熹少年得志，但由于它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观念与当权者相逆，所以仕途颇为坎坷。晚年个人失意，国家也日趋崩溃，他在寂寞和回痛苦之中，一方面发愤著书立说，一方面寄情山水以消愁。绍熙四年（1193年），朱熹在福建建阳的考亭筑室课徒，四方答慕名而来者很多，由此创立了在理学历史上影响深远的考亭学派。朱熹死后，送葬弟子竟至千人。生平著述极丰，如《四书章句集注》、《诗集传》、《朱子语类》、《文公家礼》、《朱晦庵集》等。
四书集注》又名《四书章句集注》，曾成为我国宋代以后的科抄举教科书。其中包括《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四个部分。朱熹将我国古代典籍《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列称为“四书”。《大学》通常被认袭为是曾参所作；而《中庸》则被认为是子思所作（该著被认为是孔门传授心法，子思因怕其年久失传，故而书百授于孟子）。由此可见，《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四书”代表了度从孔子经过曾参、子思而传于孟子的儒学道统。朱熹认为，孟子之后继此道统之“绝”的是二程。他在该集注中
朱熹《四书集注》中所引的游氏，胡氏，谢氏，杨氏等分别指的是谁？
游酢、胡安国、谢良佐、杨时。
1、游酢（1053～1123），建州建阳（建阳麻沙镇长坪村）人，北宋书法家、理学家。他自幼颖悟，过目成诵。程颐一见，谓其资可适道。后程颢令扶沟，设庠序，教人召酢职学事。元丰五年，登进士，调萧山尉，改博士。以便养，求河清县。范纯仁出判河南，待以国士，有疑义辄与参订。
2、胡安国（1074年－1138年），又名胡迪，字康候，号青山，谥号文定，学者称武夷先生，后世称胡文定公。建宁崇安（今福建省武夷山市）人，北宋学者。
北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丁丑科赵昌言榜进士第三人。为太学博士，旋提举湖南学事，后迁居衡阳南岳。提倡修身为学，主张经世致用，重教化，讲名节，轻利禄，憎邪恶。
3、谢良佐（公元1050年～公元1103年）字显道，人称上蔡先生或谢上蔡，蔡州上蔡（今河南）人，北宋官员、学者。师从程颢、程颐，与游酢、吕大临、杨时号称程门四先生。
4、杨时（1053—1135）字中立，号龟山，祖籍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东），南剑西镛州龙池团（今福建省三明市明溪县龙湖村人）人。北宋哲学家、文学家、官吏。
熙宁九年进士，历官浏阳、余杭、萧山知县，荆州教授、工部侍郎、以龙图阁直学士专事著述讲学。先后学于程颢、程颐，同游酢、吕大临、谢良佐并称程门四大弟子。又与罗从彦、李侗并称为“南剑三先生”。晚年隐居龟山，学者称龟山先生。
扩展资料
成书经过
将这四部书合为一书，始于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在编排次序上，首列《大学》，次列《论语》和《孟子》，最后列《中庸》。他的意图是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微妙之处。
《大学》被朱熹视为修身治人的规模和为学的纲目。他说：“先读《大学》，立其纲领，其他经皆杂说在里许。通得《大学》了，去看他经，方见得此是格物知事，此是正心诚意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事。”
对于《中庸》，朱熹认为它是孔门传授心法的经典，并引用程颐的话，说“这本书一开始说的是一个道理，中途便散为万事万物的道理，到了末尾又合为一个道理。
把它放开，和所有的事物都是相通的，将它收回来看，它又是那么神秘。”由此不难看出，朱熹把《大学》视为理学的纲领，而把《中庸》视为理学的精髓。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四书章句集注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杨时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谢良佐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胡安国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游酢
朱熹（1130-1200）
按理推及：游、杨、谢zhidao为“程门四先生”（另有吕大临）
游酢（1053-1123）《论语回孟子杂解》
谢良佐（1050-1103）《论语说》
杨时（1053-1135）《论语讲义》《论语义序》
胡寅（1098-1156）《论语详说》
胡安答国（1073-1138），早年曾拜二程弟子杨时为师
胡宏（1102-1161）为胡国安之子，传15岁著《论语学》
这都是四书中的人物,估计在四书中也是这么称呼的,不一定有名字。
《四书集注》发挥了儒家学说，论述了道、理、性、命、心、诚、格物、致知、仁义礼智等哲学范畴，并加以阐释发挥，提出了以理为最高范畴的哲学体系。书中还特别重视认识方法、修养方法和道德实践等。
如对"天命之谓性"的解释为："命，犹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中庸章句》）这是说，一切事物的属性都是最高的天理所赋予的。同样，对《中庸》所提出的"诚"这一概念，朱熹也将其解释为天理的属性，"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达到诚，则为"人事之当然"（同上）。
这就把"诚"纳入了自己的思想体系。
在解释《孟子》"万物皆备于我"这一命题时，《孟子集注》解释为："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则君臣父子，小则事物细微，其当然之理，无一不具于性分之内也。"这一解释，轻而易举地把原先主观唯心主义的命题阐发为理学的客观唯心主义了。
关于"格物致知"，朱熹在《大学章句》中挥挥洒洒写了143字的"传文"，以补原书之"缺"，集中、明确地提出了他的认识论。"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唯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理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在注解中，他又对"格物致知"作了解释："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尽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在这里，朱熹把认识的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格物穷理"，或"格物明理"；第二阶段就是"致知"，推极心中固有的知识，从而达到无所不知。就认识论来看，朱熹所论是有一定道理的，但由于他要穷知的并非客观物质世界及其规律，而是"天理"，这就把认识论纳入了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之中了。
《四书集注》还着重阐发了"仁政"思想。如对"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解释为："民富，则君不致独贫；民贫，则君不能独富。有若深言君民一体之意，以止公之厚敛也。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论语集注》）朱熹所论民与君之关系。
完全继承孔孟之仁政思想，与他做官时的为政之道也是相符的。反对横征暴敛、竭泽而渔，正是为了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可见，朱熹是地主阶级中较有远见的一分子。
《四书集注》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它的刊行，《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始被称为"四书"，与"五经"一起成为封建社会最重要的经典著作。
朱熹一生著述丰厚，流传于世者也颇多，但最重要的还是《四书集注》，故《四书集注》为历代学者所重视。注释儒家之书者不下成百上千家，独《四书集注》能长期流传，历久不衰。朱熹的学术思想在日本、朝鲜曾一度十分盛行，被称为"朱子学"，在东南亚和欧美也受到重视，足见其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影响。
《四书集注》还被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推崇。南宋宁宗嘉定五年（1212年），把《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列入学官，作为法定的教科书。理宗于宝庆三年（1227年）下诏盛赞《四书集注》"有补治道"。宋以后，元、明、清三朝都以《四书集注》为学官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理学成为官方哲学，占据着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而《四书集注》作为理学的重要著作，也被统治者捧到了一句一字皆为真理的高度，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思想产生了深远、巨大的影响。
《四书集注》与《四书章句集注》这两本书有什么区别？
《四书集注》是《复四书章句集注》的简称。
《四书章句集注》理学名著，亦是朱熹最有化表性的著作之一。《四书章句集注》的内容包括《大学章句》1卷，《中庸章句》1卷，《论语集注》10卷，《孟子集注》7卷。朱熹在其后半生用了大量心血撰写和反复修改四书的注释，经过40余年的研究探索，到70岁临死前一天还在修改四书《大学》诚意一章的注释。他认为"四书"完整地代表了由孔子经过曾参制、子思传到孟子这样一个儒家道统，而二程和自已则是知这一久已中绝的道统的继承和发扬者。因此，他费半生精力为四书分别作了注释，给《大学》区分了经传并重新编排了章节，还将四书作为一部"套书"刊行，"四书"之名由此始定。注释中多发挥理学家的论点，较系统地反映朱熹道作为集大成者的理学思想。明清统治者重视理学，《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官定的必读注本和科举考试的依据。
四书集注是本什么书?
《四书集注》是朱熹的代表著作之一，也是四书上升为儒家经典的地位以后，诸多注解中最有权威和影响最大的一种。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原籍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县，从他父辈起，居住福建南剑今福建南平。生于南宋高宗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卒于南宋宁宗庆元六年公元1200年。他一生只作过9年官，大部分时间在福建讲学。晚年由于反对当权派韩伦胄，被诬为“伪学”领袖，受到贬斥。南宋末理宗尊崇道学，朱熹恢复名誉。元明清历代皆尊程朱理学，理学成为官学，成为后期儒学的主流学派。朱熹学问渊博，著述很多，重要的有《四书集注》、《周易本义》、《通鉴纲目》、《楚辞集注》、《韩文考异》等。后人把他的遗文编辑为《朱文公集》，把他的语录编为《朱子语类》。清康熙皇帝命李光地编出《朱子全书》，是《文集》和《语类》的选集。
《四书集注》包括《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它是朱熹用力最勤的著作；临终前一天还在修改《大学章句》。唐以前，儒学以五经为经典，《论语》和《孟子》尚未正式列为经书；《大学》和《中庸》是《礼记》中的两篇，未有特殊的地位。语孟学庸并重始于北宋，而四书之正式结集则成于朱熹。其后社会重四书过于五经，科举考试以四书为主要科目。在《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的序中，朱熹说明他重视四书的用意，说由于汉唐以来儒家经学只注意“记诵词章”，道、释异端“虚无寂灭之教”流传，以至儒学道统到孟子之后不得其传；二程、朱熹提出四书，正是要“接乎孟子之传”。朱熹认为《大学》是“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学者必由此入门，才能达于圣学。他作《大学格物补传》，强调“即物而穷其理”，“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用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他认为《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阐明先圣之道，提挚纲维，开示蕴奥，没有一本书如《中庸》这样明白而详尽。至于《论语》、《孟子》，朱熹引程子的话，说：“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朱熹推崇孟子，认为孟子大贤，亚圣之次。从此孔孟并称。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说：“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指出了道学家追求的境界。
朱熹的四书集注怎么样
《四书章句集注》是一部儒家理学名著，为宋代朱熹所著，是四书的重要的注本。其内容分为《大学章句》（1卷）、《中庸章句》（1卷）、《论语集注》（10卷）以及《孟子集注》（14卷）。
朱熹首次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列，认为《大学》中“经”的部分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的部分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而由“子思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四者上下连贯传承而为一体。
《大学》、《中庸》中的注释称为“章句”，《论语》、《孟子》中的注释集合了众人说法，称为“集注”。后人合称其为“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
此书是朱熹倾注毕生心血之作，他至临死前一天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的注，如他自己所说“毕力钻研，死而后已”。
毛奇龄反对朱熹理学，曾撰《四书改错》批评《四书集注》，书中首句便谓“四书无一不错”，罗列朱熹《四书》注释的错误达451条。
贯穿朱子一生的是持敬的态度，他曾书《敬斋箴》于室内墙上以自警，其文如下：
“正其衣冠，尊其瞻视。潜心以居，对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择地而蹈，折旋蚁封。出门如宾，承事如祭。战战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属属，罔敢或轻。不东不西，不南不北。当事而存，靡他其适。弗贰以二，弗叁以三。惟精唯一，万变是监。从事于斯，是曰持敬。动静无违，表里交正。须臾有间，私欲万端。不火而热，不冰而寒。毫厘有差，天壤易处。三纲既沦，九法亦斁。于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感告灵台。”
除解四书外，朱子解过《诗经》《易经》《楚辞》及关于解历的一些说法，还有关于一般文字的解法，在此不详加论述。但有一点要说明，那就是求圣人之言本意是判定其他言语的标准，即理。人要做的也便总是求圣人之本意和通过判定他人言语而知其是否合“理”。如“凡读书，须晓他人底言词了，然后看其说于理当否。当于理则是，背于理则非。”虽是圣人的本意，但朱子强调其非圣人私有，而是天理，“天者，理而已矣……皆理之当然也。”
第二个原则我称之为“实理实情”原则，这是讲文本解释中非概念化理解的原则。朱子引程子语，“须将圣人言语切己，不可只作一场空话说。”“若以言语解着，意便不足。”“孔子言语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语句句是事实。”这是说圣人言语不是空话，都是自然而然的事实。“皆实理也，人知而信者为难”。这里的信并非指理解“理”的抽象概念意义，而是相信这理是实在的，是到场的，不只是今人意义上的概念含义，或根本不是抽象概念。“理”是实然地临在于学者，朱子所言的理、天、性、心、命等等常被后人误解为概念及概念间关系，加以推导而理解，但在朱子，那些都是“实理”，他要求的是实情实理，“佞人所以应答人者，但以口取辩而无情实”，这实情不仅有以上所说的天、理等的临在，还更多的指具体事务事情，情理实事，因此他说“故孔子告之，皆笃实之事。”
与此相反的做法便受到朱子的批判，“是以君子，务穷理而贵果断，不徒多思之为尚”。并批评时人“不过记诵文辞之间”说：“《诗》以理情性，《书》以道政事，礼以谨节文，皆切于日用之实，故常言之。礼独言执者，以人所执守而言，非徒诵说而已。”要去求实理实情，朱子讲到很多事例：如在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时他说这是“大道之经，政事之根本”，孔子当时对齐景公说是因为齐君臣之间“皆失其道”这君臣父子之间的关系很明显不是概念关系，而是事实间的人的生存联系。他还引程子语“凡看《论语》，非但欲理会文字，须要识得圣贤气象”。
第三个原则是“以身解经”的原则。其中包括两个意思，一是“为己之学”的强调，另一个是“力行”原则，解经也即是以己力行道。“道外无身，身外无道”“人外无道，道外无人”这是讲道必着落于人之身，离了人之身便无“玄”道。“盖圣人之言，虽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于学者之身，而皆为人德之要，则又初不异也。”这便是“为己之学”，虽非朱子首次提出但他十分注重便是他的解释学特点。他著《四书章句集注》是给“学者”看的，而非给“读者”看的，文中皆提“学者深思之”等而从未提读者如何，这里有重大关系，即朱子解释经典圣人之言不是给人看的，而是要人切己以学的，他本人在为学，学圣，而著书也是为后学易解圣人之言，是帮助后学，一同传道统。他说著《大学章句》是对“于国家化民成俗之意，学者修己治人之方”有益的。注释的意图便是帮助学者理解而非自立体系，如他说“圣人言语，本是明白，不须解说，只为学者看不出，所以做出注解，与学者省一半力。若注解上更看不出，却如何看得圣人意出？”
朱子还引程子语“学者，将以行之也。”“然必先明诸心，知所往，然后力行”这是讲学者不光要知道为学在己一身。而且要知道为学并非为故弄玄虚而是要行动以践之。即“事道者，以行道为事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试行道之端，以示于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
这三大原则并非独立不相干，而是全然不可分。求本意之旨必要实情实理地对待文本，方可解得，而解得本意又必要身体力行方可完成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的解释/理解过程。但我们还必须想到朱子解释学境域建立的保障——“持敬”的态度——在此书中的解说。
朱子说“敬者，主一无适之谓也。”此语来自程子的“主一之谓敬，无适之谓一”，敬与理有关系，“孔子言是礼者，敬谨之至，所以为礼也。”“礼以恭敬辞逊为本”而且敬与己之修身有关，“修身以敬，夫子之言至矣尽矣。”“敬以直内，则义以方外”且“恭主容，敬主事。恭见于外，敬主乎中。”，所以无论内外，敬的态度不光是礼的根本态度，而且要切己不离的贯彻，正是“君子之戒谨恐惧，无时不然，不待言动而后敬信，则其为己之功亦加密矣。”
人要敬天敬王，这敬是天、命等的临在感，是“彻上彻下语”。在朱子行文中可以明显看到他本人的敬的态度，如解“孔子入太庙每事问”一章时，他引用了尹氏之言，说此举是“谨之至”，而其一生主于儒学，讲学间每以恭敬之容教徒，以敬处事，内外如一。可见没有对圣人的敬不可能诚心诚意的求本意，也不可能体会实理实情的临在和到场，当然在做事时也不可能每事以敬地完成，外不恭内不敬则不能真诚的释经典。敬本身也是一工夫，要深加体味圣人之言，久久理解之，不能没有敬的态度，因此这“彻上彻下”的态度不能少。
今人有对朱子解释工作的批判，这项工作本身并未超出朱子解释学意义范围，朱子注“四书”是以俟后学，并不是想为后人定教材，但这种批判工作不应该以朱子有“哲学体系”为借口排斥对于“本意”的追求，对实理实情的体认与信，以及对力行与为己之学的尊重和持敬的态度。因为即便从了解他人意见来讲，朱子也不会同意今人将其注释视为一己哲学体系之建立的努力。所以这种批判的工作应仍在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的解释学意义范围内进行。
本文的努力和意图也许对于中国解释学这一学科建立不相干，当每个人以其独特的但已是有前见的且在传统中的立场来回应如朱子《四书章句集注》一类经典时，必然有自己的努力，这一努力又可以完全不是私人的，这点可以肯定。
《四书集注》作者是谁？
《四书集注》是朱熹的代表著作之一，也是四书上升为儒家经典的地位以后，诸多注解中最有权威和影响最大的一种。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原籍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县，从他父辈起，居住福建南剑今福建南平。生于南宋高宗建炎四年公元１１３０年，卒于南宋宁宗庆元六年公元１２００年。他一生只作过９年官，大部分时间在福建讲学。晚年由于反对当权派韩伦胄，被诬为“伪学”领袖，受到贬斥。南宋末理宗尊崇道学，朱熹恢复名誉。元明清历代皆尊程朱理学，理学成为官学，成为后期儒学的主流学派。朱熹学问渊博，著述很多，重要的有《四书集注》、《周易本义》、《通鉴纲目》、《楚辞集注》、《韩文考异》等。后人把他的遗文编辑为《朱文公集》，把他的语录编为《朱子语类》。清康熙皇帝命李光地编出《朱子全书》，是《文集》和《语类》的选集。《四书集注》包括《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它是朱熹用力最勤的著作；临终前一天还在修改《大学章句》。唐以前，儒学以五经为经典，《论语》和《孟子》尚未正式列为经书；《大学》和《中庸》是《礼记》中的两篇，未有特殊的地位。语孟学庸并重始于北宋，而四书之正式结集则成于朱熹。其后社会重四书过于五经，科举考试以四书为主要科目。在《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的序中，朱熹说明他重视四书的用意，说由于汉唐以来儒家经学只注意“记诵词章”，道、释异端“虚无寂灭之教”流传，以至儒学道统到孟子之后不得其传；二程、朱熹提出四书，正是要“接乎孟子之传”。朱熹认为《大学》是“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学者必由此入门，才能达于圣学。他作《大学格物补传》，强调“即物而穷其理”，“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用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他认为《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阐明先圣之道，提挚纲维，开示蕴奥，没有一本书如《中庸》这样明白而详尽。至于《论语》、《孟子》，朱熹引程子的话，说：“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朱熹推崇孟子，认为孟子大贤，亚圣之次。从此孔孟并称。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说：“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指出了道学家追求的境界。
四书集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