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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辉约我为《颜山漫记》写序，我就噗嗤一笑，光辉为我的书做过序，写过万言长篇评论，是研读我文章最多、最全、最深的，如今光辉的随笔结集出版，要我写序，而且“万勿推辞”，是否有曲从拍马彼此奉承之嫌？光辉论我，多聚焦排场遮丑的一面，我被光辉感动，也多见他意味之深切、表达之真率，若为序，怕是美言胜于微词，写还是不写？好在，古有“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近有王世襄、朱家溍“一时瑜亮”相互为序。我与光辉不能自比王朱、李杜，然文人间笔墨往来，不亦枝干相持、枝叶相衬，相互勉励扶助总是件美好的事情，需要避讳吗？况且读者时间不从容时，可从序中洞其一二；读者意欲通读，亦可以此序为索引；如果此序尚得光辉随笔精神的走向脉络，读者看了，也算是一种有益的推介引领。

我与光辉年纪相差十几岁，不算“总角之交”，到底还是同一代人，生活在同一座城镇，淌过一条小河，爬过一棵柳树，在一个早饭摊子上卷过煎饼猪头肉，就是不曾见面。文化的气息是相通的，五年前，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有好都能累此生——毕玉奇先生艺术面面观》的文章，不是一篇泛泛之作，文采被平铺直叙所抑制，文化底蕴的弥漫却掩盖不住，字句间传导着撼动人心的力量，遂大为惊诧，询问毕玉奇先生，知道观云楼就是光辉，地道博山人，淄博技师学院教师。接着便是见面、结识、茶叙，这一来，便君恨我生早，我恨君生迟；此遇堪所幸，把臂一见欢！

之后，我与光辉时有见面、攀谈，各自文章发表也互有评判，我衡量，这些评判基本上实事求是，望闻铢锱必较，问切必达实质，巧舌如簧的恭维是没有的，赢得了彼此尊重也赢得圈内朋友的尊重，说到底，我们都过了那个需要哗众取宠的年纪了。文章自有高下，任由世人评说，用作品说话，以良心臧否，是一个写作者的基本道德。

《颜山漫记》将由中国纺织出版社出版

《颜山漫记》全书20余万字，题材涉及亲情、美食、民俗、美术、书法、音乐、摄影、艺术漫谈，阅读这些随笔，大有文如其人的感慨，为人耿直，憨厚里蕴涵桀骜，为文洒脱，委婉着直抒胸臆，这就是光辉了，没有一点遮掩粉饰，既形成了光辉随笔的风骨，又彰显着光辉为人的作派，是汉子中的文人，文人中的汉子。

亲情是所有作家感触最深、表达最切的主题，没有例外。感情是文学的先声。杜甫有“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刘勰亦有“目既往还，心亦吐纳。”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最先撼其心旌的不是世界风云、国家大事，也不是“春日迟迟，秋风飒飒”，而是家庭和家族成员留给自己的最初印象，这个印象可能是较长时期形成，也可能因一个动作、一句言语定型，写作者对这个印象的感受，或强化或转移或颠覆，折射着写作者的心路历程和成长。这几乎是所有作家、写作者文字作品的共性，也是其所有文字中最富质感的部分。

《背影》写了朱自清与父亲因新旧思想的冲突、排斥父亲的掌控导致不睦失和，这种状态始终折磨着朱自清，某一日突然收到两年多不曾见面的父亲的来信：“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这是封建伦理下一个父亲所能做到的最委婉的“求和”了，一种骨肉相连的父子情感让朱自清悲从中来，不禁联想起八年前一次在站台上与父亲离别的情景，挥笔写下《背影》，至今仍是感人至深的散文名篇。光辉有一篇《自古逢秋悲寂寥》，写爸爸的，给过我不亚于《背影》的震撼。在光辉的心目中，爸爸是个才子更是个孝子，晚年得了阿尔茨海默病，“在爸爸去世后的几天，我脑子里奇怪地反复出现爷爷去世时清晰的场景，那时我三岁。帮忙出殡的人忙里忙外，爸爸蹲在地上抱着头呜呜地哭，这是我见过他唯一一次哭过。我无法想象他会哭，那时仿佛感觉到他的哭声里充满了委屈和绝望。时隔四十二年，在他就要被推进火化炉的时候，我紧紧抱着他，贴着他的脸颊再也控制不住地痛哭，天塌了，我再也没有爸爸了。”读到这里，任你是铁石心肠也不能抑制涌上的眼泪，因为，爸爸得了那个病以后，性情大变，由和善而暴戾，由慷慨而自私，光辉竟然不知病之所致，“和他大吵了一架……就在他奄奄一息的那几天里，争吵的画面总是浮上脑海，懊悔不已。在安葬了爸爸以后，许多亲属朋友都说我是个孝子的时候，那个画面更清晰，那种懊悔演变成罪恶。有一次我甚至失去理智地冲着夸赞我的人大吼，不要说了，不要说了，我是个逆子啊！”这一声呐喊，让我们感受了一个儿子对父亲的忏悔。亘古不变的父子挚爱在父亲再也听不见的懊悔声里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下班回家，车进生活区习惯地打了左方向灯，那是母亲住处所在，倏然泪眼朦胧，人去楼空，母亲已经远走。”这是《我的母亲》开头第一段，这样的叙述立即把读者带入“现场”，接下来的阅读便始终被框定在作者规定的“情境”中。父亲临终，饱受了六年阿尔茨海默病折磨，父亲去世两年多，母亲也离开了这个世界。“在经历了父亲离世的悲痛后，我经常不自主生出一个念头，倘若母亲离世，我会怎样。”现在，这个时刻还是来了。“只觉积在胸口凝结的如铁的郁气伴着恐惧和绝望，喷涌而出，随着渐渐远去的母亲的魂灵，在漆黑的天幕与苍凉的大地之间哀鸣。”年逾九秩，身体每况愈下的母亲，会跟光辉回忆过往，“你三岁那年冬天，我背着你去上班，天还没放亮。你哥哥在前面跑，大雪纷飞下了半夜了，新雪落在陈冰上有大半尺厚。我怎么就滑到了，把你压在身子底下，我怎么就滑到了呀！母亲说的时候并没有多么不堪回首的表情，她的心是很硬的。母亲说那是过得什么日子啊！母亲说你打小没捞着点好，母亲说了很多很多。我早已淡然，没想到母亲还清楚记得自己以为的愧疚。”有一次母亲问起光辉的哥哥：“你哥又出差了？我说电话方便，我拨通了您跟他通话吧！母亲在电话里说，你上小学时把同学的牙碰坏了，我打你啊，打得太狠了！我现在向你道歉，不该那样打啊！哥在电话里哭着说妈我都忘了啊，不提这些事了，就是打也是应该啊！母亲放下电话，还是说不该那样打啊！”文章里那些精彩的陈述是真挚的，但母亲在生命尽头的不远处，不是对儿女的惦记嘱咐，而是细数一生里那些“自己以为的愧疚”，施翻出来，不能不叫像我这样父母双故的读者万箭穿心。

《过年》是写住在一个大院的宋氏家族的故事，中国不同家庭在过年时的不同境况，折射着作者不同年龄阶段的认知，表现了中国氏族文化里特有的血浓于水的情感连接。宋家世居东门里一个大杂院里，七十年代初，祖辈们都已过世，“南屋一排住着二爷、四爷，西屋住着五爷，北屋一排住着六爷和我们家……大爷一家住在前院，到现在也没搞清他跟我父亲是不是一个爷爷的堂兄弟。父亲对家族的事讳莫如深，据说当年大爷的爷爷带着一家子走到这，都是一个姓，父亲的爷爷是名中医，家里开着药铺，家境较为殷实，就赁了房子给他，大爷按年龄就行大了。我始终怀疑这种说法，赁房子是真，后来动迁是能顶楼房的，租赁期已过了，大爷不认账了，父辈们从道义上把他逐出了五服。二爷四爷是一个爹，五爷六爷，还有当了兵后来转业定居南方的三爷跟我父亲是一个爹。父亲有些特殊，他的四叔没孩子，在他七岁时过继给了四叔，也就是我的爷爷。”因为是随笔的缘故，家族间的故事没有大面积展开，光辉在把有限的篇幅留给了五爷。

在那个生活窘紧的年代，一挂鞭炮对于要过年的小男孩来说，甭提有多敏感了，对此我有更甚于他人的体验，我小时候父母只能象征性地提供一丁点零钱让买鞭炮，大白鞭、满地红想都别想，买一小串麦秸梃就很奢侈，看着有钱人家的小孩济着放，那种羡慕！就在天一放亮的时候到大街上去捡“哑巴”，信子点着了又灭，这种“哑巴”捡回来，留着很短的信子，在燃放的时候没等扔出去就响在手里，手刚举起来在耳朵附近，一个炸响，摧毁了我的右耳听觉神经，从此耳鸣伴随了我一生。光辉的五爷可能是因为没有男孩的缘故，对男孩心里失察。年关将近，五爷突然把光辉喊进了屋里，五爷的大女儿在床上铺了案板擀饺子皮，笑眯眯仰头示意光辉看墙上，墙上挂着一百头的“满地红”，红得醉人。二百头的“啄木鸟”，青花亮眼。再就是五支二百头的“麦秸梃”结成大串，红黄绿三色。在光辉的印象中，“五爷都是在除夕夜后的五更头放这一挂鞭，那么好看的一挂鞭，分分钟化作电光，烟消云散，这于我来说太奢侈了。五爷放这挂鞭是颇有架势的，我总觉得他得等全院的孩子们穿了新衣，燃上火绳，聚在院子里，小心翼翼有些不舍从口袋里摸出一个鞭炮，开始迎接真正的年时，他站在他的屋门前，用一根一米多长的杆子，将那挂鞭缠绕在杆子上，平挑着，用香头点燃，不紧不慢地转动杆子，移动着他的小方步，将鞭炮炸飞的碎纸尽收在他屋前的‘一亩三分地’，绝不至于散落在其他住户的门前，好似肥水不外流一般。眨眼功夫，响声过后硝烟散尽，五爷气定神闲地看着满地的收获，回屋吃饺子了。”在光辉对墙上的鞭炮垂涎欲滴的时候，五爷千不该万不该说了那句话：“买鞭炮了吗？”光辉分明感到了巨大的羞辱。除夕，父亲回到家，光辉鬼使神差的冒出一句五爷家买火鞭了，他说让你爸给你买！“父亲怔了怔，有些浮肿的眼袋好像更肿了，眼睛看着窗外降临的夜色，许久许久，叹了口气说，唉，俺这个哥哥啊！那晚，父亲没有吃年夜饭，推上车子走了，很晚才回来。”年幼的光辉不知道这一句话让父亲有多么尴尬和伤心。但从那天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整个老院子拆迁近十年时间，他没再踏进过五爷的屋里一回，当然也没再叫过一声五爷。按血统，五爷是光辉的亲五爷。五爷去世，光辉坚决不去送终。勉强去了，又坚决不跪，哥哥瞪着他，他终于跪了，这一跪，郁结已久的心结得以松动。后来，光辉和自己孩子说起小时候与鞭炮的时候，顺便说起了与五爷的“过节”，孩子说，五爷爷这不就是三毛、哪吒、金刚葫芦娃吗！光辉说啥意思啊？孩子说啥意思，他就是个老顽童啊！光辉倏然感喟道：“我的天，我跟一老顽童志了四十多年气，我岂不也是三毛、哪吒、金刚葫芦娃！”与父辈间的一桩“恩怨”，竟然随风而逝！是另一代人，成为称职的调解者，使一度的愤慨变幻为喜剧，五爷故事的背后，光辉让我们看到了时间、阅历和亲情的力量。

叙写民俗和手工艺的文章有《打锡壶》，算起来，《肉火烧》《快三秒》也应该包括在内。我是写过《锡壶》的，我的《锡壶》属于主观性的散文作品，抒情主人公的情绪起着主导作用，而光辉的《打锡壶》则要客观得多，文章里对锡匠制作锡壶场景、动作、气氛的描写，俨然成为了一幅地域特色显著的民俗画：“放进一个海碗大的铁锅里，把锅坐在脚前的小炉子上，拉动风箱，火焰绕着锅底渐渐窜上来。手里一把火钳子，不时拨一下逐渐融化成液体的锡，顺手夹出炉灰。待达到一定温度，锡液像镜子一样发出银亮的光。这时把早已备好的两块脸盆大小蒙了黄表纸的陶砖（博山话叫窑级）搬到脚跟前，两块砖是摞在一起的，以四十五度角坡面朝他自己放好。前面垫一木块，然后再拉风箱催火，锡液重新放出银亮的光芒。这时手要快，左手用火钳子夹住锅沿，将锅沿对准两块砖之间的缝隙，右手拿另一火钳轻拨锡液上因冷却产生的一层氧化膜，缓缓倒进砖缝隙中。说来也怪，不但锡液不剩，还没有从其他缝隙流出，这让我很纳闷……一张不太规则的锡板，拿了一块纸板做的模板，放在锡板上，用一个锥子模样的工具沿着纸板边沿划了一圈，锡质地软，锡板上留下明显的印痕。然后拿把大铁剪刀沿线剪掉多余的料，围着一个锥筒模样的模型熟练地团起锡板，壶的主体就出现了。再用烧红的烙铁融化锡块蘸着黄香，一点一点把接缝焊接起来。待短时间冷却后，把这成型的锥筒套在一个尖脚伶仃的铁砧上，边转动边用右手的方木棒击打，圆筒不但更规则了，外表面还会打出一些规则排列的花来，这见功夫的工序就是第二道了……再拿稍小些的一块锡板，把打好的锥筒放在上面。用一个铁制的圆规，凭经验打量一下，在锡板上画一个圆圈，沿线剪下废料。在一块带圆弧边角的大木块上，还是用那根方木棒捶打，渐渐就出现带圆弧的壶的底座了。这道工序凭感觉和经验要多一些，因为打好的底座边沿要和锥筒的大头边沿正好对接。过于小了，势必要把锡板捶打薄才能延展，壶就不耐用了，大了则无法对接。同样用蘸了黄香和锡的通红的大烙铁把接缝焊严实了。三道工序过后，壶基本成型了。剩下的是壶嘴和壶盖还有提系。壶嘴就是壶身的缩影，焊接也是同样的方法。但如何掏出壶身和壶嘴之间的圆孔，我没见过，估计使用錾子剔除然后用烙铁找匀。壶盖做法大同小异，只是如何能让水开时蒸汽窜出发生鸣响，那是仅仅看到制作过程如我那般年龄无论如何也搞不懂的。”这般教科书似的描写，让我恍入《考工记》和《天工开物》。

有人说，一个对吃喝没研究的作家，不是典型的北京作家。同理，一个对吃喝无动于衷的人，也不是典型的博山人。博山人、博山作家热爱生活的独特标志就是酷爱美食。这个标志生动体现在光辉身上。《颜山漫记》里吃的篇什就有《把子肉》《快三秒》《老高的油饼》等十数篇，细读这些文章能让我们了解和理解博山人。没错，文学就是人学，光辉写美食，不止于美食，透过美食写人，形成了光辉美食文章的突出特点。

《老高的油饼》写的是技校食堂面食厨师老高的手艺，老高和老六每天都是星夜起床赶路，天不明就赶到学校为教工们做早餐，烙油饼，炸油条，钳工出身的老高从父亲那里沿袭了厨艺，烙得一手好油饼，“老高爱琢磨，凡事求个理，他认准的理你犟不过他，但他有一介好处，不是轻易跟人论理的，也就让人感觉不缺世故。”应光辉所好，老高时常给光辉开个小灶，烙一张解馋的酥油饼，“跟他讨教烙油饼的法门，他嘿嘿地笑笑说哪有法门，不过是细心加耐心，一张油饼有两面，一面酥一面喧，很像人的一生呢，酥，就是要张扬适度，喧，就是要含蓄沉稳。”文章到此戛然而止，水到渠成，没有杨朔散文的“画龙点睛”，留给读者的是蕴藉与隽永。

《剔骨肉》则是对做剔骨肉的李婶的描写，叙述了底层普通百姓生活的悲欢。李叔是光辉父亲的至交，李婶是李叔的续弦妻子，当初李叔妻子病故，带着两个不懂事的孩子，开始了既当爹又当娘的日子，原本暴躁的他更暴躁了。过年真是过年关，清锅冷灶的。除夕夜，光辉父亲和几个弟兄总是带些吃的，在李叔家陪他爷仨，直到大年初一的五更前才回家。后来李叔的两个儿子长大成家，李婶也带着女儿走进这个家庭，“有次父亲跟母亲说，李婶太牙硬了，煮骨头卖剔骨肉，两手指甲缝让碎骨头刺得肿得像红萝卜。”家里有了女人，多了一份温暖，多了一份生活的奔头，一家人过着平凡却温馨的日子。一次李婶生病住院，“我立刻驱车赶到医院，李叔布满血丝的眼睛第一眼没认出我。稍倾才说你咋来了，我说叔啊，您得保重啊，让我弟弟妹妹护理就好，李叔说我能行我能行不放心不放心。我去到重症监护室玻璃窗外，李婶还在麻醉期，瘦弱的身形蜷缩在被子里几乎看不到人了。看到我流泪，李叔说放心吧你婶命硬你婶命硬。是啊，李婶命是够硬的，一个原本简单的手术因为缝合不当还遗留在腹中一角纱布，致使她三四年的时间辗转于几个医院多次手术，瘦得皮包骨。李婶的命够硬的，用她的勤劳和毫不吝惜自己硬生生托起了一个家。我想，李婶的付出有盼头，她剔骨头刺肿的双手迎来了全家的感恩，迎来了一个近五十岁的儿子那声发自内心的‘妈妈’。”读到这里，不能不对这普通人的命运多舛感同身受。文章最后，作者无法掩饰自己的一声叹息：“生活，生活，人一生下来，剩下的就是活了，活仅仅是一种状态。有朴实的，有富贵的，有自然的，有扭捏的，有豪爽的，有猥琐的，大千世界，不一而足。”面对、接纳、自强不息，这个华夏民族不屈不挠的血性清晰可见。

《梁姨的大酥锅》写了技校食堂善于做酥锅的梁姨，干净麻利快，酥锅做得可口，炸肉、炒肉片也做得拿手，眼看着儿子、女儿要成家，梁姨辞掉工作干起了菜肴生意，正是日进斗金的时候，停下生意看孙子。“梁姨很普通，但是识大体，这是难能可贵的。她能赚钱的时候不张扬，照顾家庭任劳任怨，她做人做事的准则和态度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的子女甚至第三代。”作者发出这样的感慨是自然而然的，笔锋一转，作者用第三代的成长佐证了梁姨的普通而又卓越：“家教是什么？就是家长的言传身教，就在一颦一笑一言一行之间。”作者没有说破的是，言传身教与酥锅之间的关联，做酥锅，繁琐的就是前期准备，一旦材料入锅，剩下的就是漫长的等待，在孩子教育问题上，导向确定以后，信任、祝福和等待是一种智慧。

艺术评论是光辉的擅长，我更相信是他的天赋。《论语·述而》有“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公冶长》有“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在音乐、书法、绘画诸多领域。光辉堪称是一位“闻一知十”的人。在书法、绘画创作上，他敢下口，更敢下手，他与许多著名书法家、画家、音乐家亦师亦友，对多位书法家、画家行过弟子礼，绝不是一般的附庸风雅。

让我们先看《有好都能累此生——毕玉奇先生艺术面面观》对玉奇先生音乐艺术的描述。“每次去他府上拜望，总能听到从屋里传来的琴声。板胡、椰胡的幽咽悲凉、二胡的低回惆怅、小提琴的悠扬斩截。他会多种乐器的演奏，不是票友，是专业水平。我曾在他的书房听他演奏过京剧曲牌《夜深沉》，那种刚劲斩截的潇洒让人为之一振，尤其是后半段急促的演奏，左手在二胡弦上飞快的触摸琴弦的画面弥久难忘。《乡籁》里就有他亲自操琴的曲子，椰胡独奏和中提琴拨奏，这对真正以乐器演奏为主业的人也不是容易事。据说年轻时曾以高胡第一名的成绩被市里歌舞团录取，因为爷爷的阻拦而没能履职……椰胡的音色与埙和箫有相同特质，幽咽悲凉如泣如诉。贾平凹在其《废都》里不厌其烦、千里伏线、神龙见首不见尾地铺设城墙上传来的埙声，将整个小说置于埙所能表达的凄冷与泣不成声中，与‘废’形成点与面的交相呼应。老贾写完《废都》已是腊月底，他的极富传奇色彩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想来是那低回的埙声早已注定了他的心绪。在玉奇先生的二胡声中，当时我没有想到更多。听完了，我说有急有缓似乎缺些高亢的东西。现在反复听才真正感觉到自己的无知和轻狂，至少这几首曲子是他在失去母亲后心境的真实流露。暮雨潇潇、大雁徘徊、枯木摇曳、白云踌躇，山谷清寂、诗人怆然，要什么高亢啊！难道真的要把音乐家的心撕碎了不成？！《秋谷高风》绝不是只对赵执信（字秋谷）身世浮萍的概叹，亦非仅仅是玉奇先生自况，而是对博山地区古圣今贤的集体精神写照。”

对音乐人物的论谭，还涉及谢天笑、王磊、赵锦峰、阿峰等等，同样彰显着光辉不凡的音乐素养，这不仅得益于《音乐为邻》中揭示的生活环境，也不能不承认光辉之于音乐的天赋异禀。

光辉评介玉奇先生书法一水专业语言：“他的书法是最为人称道的，他的学书之路很耐人寻味。我曾偶然透过一个装裱作坊窗户看到一副对联，不禁驻足。四尺对开七言对联，其气象宏大森然有庙堂之气，得刘石庵神韵，一看是玉奇先生写的。有次聊天我就问起他是不是近来刻意学刘墉，他说也怪了我基本没学啊。这只能用神会来解释了。他遍临古帖，现在来看他无论是楷书还是行草，北碑的影子很少，只有一些笔画煞笔时可见方笔的功力，而他曾经在翻检书箧时找到几十年前临写的北碑，一尺见方的元书纸，一笔不苟，有北魏墓志的方刚劲挺，似乎也有些于右任的俏皮。真正给予他书法风格阶段性定型的是王羲之的《姨母帖》，其取法直追二王，下及唐楷，于颜褚用功甚深。尤其是褚，他在与我谈到褚遂良《雁塔圣教序》时眼睛是放光的。他说在西安恩慈寺大雁塔下看到那块碑时，久久凝视，流连忘返。其书法线条瘦劲处多得于此，肥硕不妖则得于《姨母贴》。我临习褚圣教三年，虽然不得要领，但其中魅力还是能体会一二的。形取《姨母贴》，意参二王诸帖兼及唐楷法度、宋元意趣旁涉清代诸家楹联高手，可以看做其习书有成之脉络，至于无意于石庵而以石庵面目出之，就是意与古会了。颜真卿法乳二王自成面目，刘石庵胎息颜真卿而能自出机杼，在历代学颜的士人中是翘楚。大约路数正确了，风格就是才情和禀赋的事儿了。”

写书法家的随笔还有《山城旮旯里的文化人》《暂借荆山栖彩凤聊将紫水活蛟龙》《忽忆赏心何处是望海楼畔知鱼堂》等多篇，行文中清晰可见作者的辨识力甚至腕下功夫。《山城旮旯里的文化人》说一位老人的字在省城受到盛赞，这位老人叫钱蕴声，药材公司的退休职员，可谓山城文化人中的“大隐”。这位老先生的字，早在近三十年前就已经被光辉“看中”，谓之“形神俱佳的何绍基体式”，后来参观一个书展，又见先生的对联，雍容华贵、气压群芳，惊呼“先生之书，能及古人”，接下来，光辉从专业出发，阐述了自己心目中的何绍基，“被曾国藩称“字必传千古无疑”的何绍基，系历清代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的著名书法家。何氏四体皆攻，尤以隶书、行草书成就突出。何氏初宗颜、欧，欧是欧阳询、欧阳通父子，爷俩均以楷书名世。询为圭臬，后世千年奉为楷模；通则不然，其字并非规矩森严，结体险峻多有隶势，横向开张，纵向紧凑，中宫紧收。通相较乃父，有‘返祖’之相。当代已故书法大家魏启后先生主张临通不临询，盖询成楷则，难越雷池；通富变化，以变求变，路径自然开阔。如此，何氏架势多得通之险峭，筋脉神情则由颜出，颇得《祭侄稿》乱头粗服妙理，其行草牵丝映带又得篆籀风神，变化万端，神龙见首知尾。纵观何氏行草，于放浪形骸之末复求待字闺中之娴，可谓欹中求正。”作者笔锋一转，由何绍基论及钱蕴声，“钱先生则是先求待字闺中之娴淑，复加放浪形骸之快意，可谓正中求欹。这是冒险之举，也是参透何氏法门，胸有城府之举。《书谱》谓“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孙过庭之论，几成学书章法之定律。由此可见，此可谓钱先生学何氏而自出机杼之其一。也可想见，钱先生晚年书风还会一变。事有凑巧，聚乐村王鹏先生欲开发鲁宴，携余复造访钱先生，求题字。我则有幸第一次目睹先生提笔挥毫，果然，诚如孙过庭所言“通会之际，人书俱老。”读至此，不禁心向往之，寓险绝于平正，那是一种什么境界！

《暂借荆山栖彩凤聊将紫水活蛟龙》是写与博山书法家协会原主席赵玉臣相识及过往，兼及书法名家路长存、王颜山、蒋正和、吴建柱、赵增儒、胡立效、蒋则良、牛盛海诸位，在激赏赵玉臣“由隶入篆”如同蛟龙入海、风行水上之际，隶书也比过去宽博遒劲，且浓淡枯湿、挥运自如之时，点评了路长存之四体皆攻，王颜山之端庄丰腴、笔墨秀润，胡立效之硬笔行走，赵增儒得曹全碑之妙，蒋正和之杂糅百家，吴建柱之独得潘天寿旨趣，把一个小城书坛描摹得渔歌互答、浮光耀金。

《忽忆赏心何处是望海楼畔知鱼堂》写的是拳师兼书家张林业，张林业得精研米芾的书法大家魏启后先生指授，日有所得，艺事精进，其书法多以米字形神出之，借故近读张林业书艺，作者借机阐发了一次学习米芾书法的两个要点，“一是以险取势、摇曳多姿。纵观米芾大量传世作品，侧倾飞扬的体势、跌宕跳跃的风姿，在正侧、偃仰、向背、转折、顿挫中尽显飘逸豪迈的气势和淋漓痛快的风格，成就其古来弄险第一人。二是八面出锋、力道十足。米芾言众人勒字、排字、描字、画字，有他的理由。米芾的字不避侧锋，中侧并用而归于中锋；笔笔力道足，这种力道不是抓笔用力的力，而是线条所表现出来的力学上的依附关系。四体开张、收放有致，全盘皆活，因险而活，因活而生姿。”仔细品味这两点，有种令人心旌摇曳的冲动，然后又从张林业的拳艺中窥见到“堋、捋、挤、按、採、挒、肘、靠、进、退、顾、盼、定，八法十三式贯通一气，俨如其书法左右逢源复险象环生，气韵通畅又履险如夷。”读到此处，跟随光辉发表一通感慨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万物同理，林业先生于书法、太极拳相辅相成而又相得益彰，可叹复可羡啊！”

许久以来，中国书坛“丑书”横行，世人多有诟病，光辉借这篇文章直言不讳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不做“假道学”，也不惯着“小混混”：“说到这里，不得不说玉奇先生于书法的艺术主张。他和我曾一度就书坛‘流行书风’做过深入批判评析，他是兼容并蓄的，我俩意见出奇一致，所谓‘传统风格’里混迹着一大批‘假道学’，所谓‘流行书风’里更多的是欺世盗名的‘小混混’。‘流行书风’是流行书风者给自己扣的一顶屎盆子，其实只是因为当下对‘流行’二字赋予更多的是贬抑。冠以‘流行’至少有两种心态，一则无奈，一则凑趣。其实‘流行书风’与‘传统风格’之顶尖高手是无需区分的，也没必要区分。所谓‘流行书风’‘流行印风’个中高手如王镛、石开、沃兴华、于明诠等，都是在极具传统功力和学养的基础上寻求变法的，那些东施效颦的‘小混混’直接取法他们，扭捏作态自以为是，恐怕学到的都是他们要丢弃的东西。齐白石‘学我者生，似我者死’是讲学习他的治学之道者是行得通的，而只是学习描摹他的形的，肯定是死路一条。”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力求专业的精神是我们这个时代特别需要的。

王羲之，东晋伟大的书法家，但王羲之书法代表作《兰亭序》则是千百年来的一大“谜团”，对王羲之与《兰亭序》的好奇我相信光辉不会缺席。果然，围绕这个棘手的选题，光辉一连写出数篇文章，分别是《尴尬的兰亭序》《也谈「兰亭序」的文章问题》《王羲之的官职及性格特点》《聊聊王羲之的生卒年》《〈包世臣十七帖疏证〉笺注》等。

光辉对《兰亭序》为王羲之原创是置疑的。“从它流传、被历朝历代重视、被称作‘天下第一行书’、被奉为圭臬所带来的审美影响，它在中国书法审美史上所起的作用简直无法估量，但这种审美影响是进步的还是导致后退的抑或停滞的，实在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明白的……据学界各路专家论证及历史上的传闻、臆测，《兰亭序》底本（如果有的话），则在王羲之死后200年才被李世民找到。说是当时王羲之写完后酒醒，自觉无与伦比，又反复写了若干遍，还是第一次写得最好，就让儿子王徽之秘藏，秘传至第七世孙僧智永云云，这完全是文学化的编故事，信口雌黄跟唐代何延之《兰亭记》如出一辙。别的不说吧，单是从审美角度，一个人对自己整天拿毛笔写的无数纸片，竟然一眼认定它能成为家传之宝，这也太离谱了吧！……笔者是倾向于智永所为的，他并非造假，他没有向世人宣称此为王羲之所作。智永系王羲之七世孙，是王羲之第五子王徽之六世嫡孙。他生卒年不详，大略生活在陈隋时代，与李世民同期或略早，李世民看到《兰亭序》，从时间上不违。这个和尚很勤奋的，从流传下来的传为他书写的《千字文》，完全可以断定无论形质、气息，颇近《兰亭序》。”围绕《兰亭序》的学术争议还在进行，《兰亭序》的尴尬仍将继续，在万千争鸣的书坛上，我们庆幸能够听到一个坚定的来自光辉的声音。

对于书法，光辉探究极深，而对于绘画，他更不是门外之人。他与画家李波有师生之谊，对李波画意的描述格外通透，而且不忘在文章末尾来一介“调侃”，透出一份童真稚趣，“画室只有一幅画，是山艺王力克教授为其造像，油画，咋看都有点像希特勒。呵呵，李波是谁？李波就是李波，不是希特勒。”令人忍俊。“而我偏爱的是先生对画面的最后收拾，几根草，几个苔点，画龙点睛，全盘皆活。我曾大不敬地和先生开玩笑说，最喜欢的是‘几根烂草，一只呆鸟’。殊不知那几根看似随意的草，凝聚着画家一生的功力和审美情趣。”我以为这了了几句，恰是神来之笔。

光辉的《颜山漫记》一定是一个标志性的存在，至今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一位写作者有如此宽泛的艺术涉猎，如此耿直率真的内在表达，其一以贯之的语言风格也是一种成熟的姿态，如果像宏森先生提醒我的注意文章的“文体感”，在叙事的逻辑上再多加一点梳理、多加一点约束的话，文章表达的力量还要更大更强更集中。这类问题在我的写作中是“常见病”，个别描写、叙述、议论自我感觉得意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在此处逗留盘桓，耽搁了通篇布局上的节奏，严重了容易岔出新枝，陡添挽救之苦，这个感受不知光辉同不同意？

拉拉杂杂说了一通，序没写成，倒收获一篇读后，宣泄的是先睹为快的心绪，真的为《颜山漫记》付梓高兴！

（2021年4月30日太阳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