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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服骑射是指什么?
公元前326年的时候,一位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留下赫赫威名的国王登上了赵国国君的宝座,那一年他只有十五岁。他就是赵武灵王,这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君主。
赵武灵王继位之初,他所面临的形势十分凶险,国家被齐、中山、燕、林胡、楼烦、东胡、秦、韩、魏等诸侯国或少数民族部落包围着,当时的人们就用“四战之国”来形容赵国的地缘政治,可见那时赵国形势的险恶程度。特别是那些以游牧为主的少数民族,他们常常骑着快马,穿着紧身衣服,手执轻便的劲弓,能够驰骋自如,像旋风一般地侵入赵国,忽东忽西,烧杀抢掠,赵国军队却来不及组织起有效的抵抗,敌人就迅速地撤退了。这样的局面持续了很久,也严重地破坏了赵国边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所以,为了能够取得长久的安定,赵国不得不与周边游牧民族进行频繁的战争。
在交战的过程中,赵武灵王发现了中原国家与游牧民族作战方式的不同。中原各国的传统的车战方式和穿着宽袍大袖、裳下裙军服的将士们在平原作战时还比较得心应手,一旦与敌人在山地和丘陵等地形发生冲突,则处处掣肘,十分不便。同时,中原各国的作战方式还保持着步兵与战车兵协同作战的传统阵法,即便有骑兵助阵,也大都与其他兵种混杂在一起,很不利于指挥。尤其是,当敌我双方在交战的时候,往往不如游牧民族的骑兵那样机动灵活。赵武灵王就是在实战中注意到了这一点,于是,他便下决心学习胡人短衣装束与骑射战术。
有一天,赵武灵王召来他的大臣楼缓和肥义商议,二人很赞同这一主张。
在改革派大臣的支持下,赵武灵王对改革服饰和军事制度的想法逐渐开始向实施的方面转化了。不过,“胡服骑射”不是简单的一个军事改革措施,这同时也是一个国家移风易俗的改革,更是中原农耕文明向游牧文明学习,进而更新传统观念的变革。因此,在这个改革即将贯彻施行的时候,就在朝廷内外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不但有的百姓表示不会接受,而且赵国朝廷内的一批贵族官僚更是抱有很大的抵触情绪。
赵武灵王再次找来肥义商量,他问道:“看来想用胡服骑射来改革赵国的风俗真是一件难事啊,你看如此多的人都表示反对,寡人究竟该怎么办呢?”
老臣肥义坚定地说:“大王,我听说‘疑事无功,疑行无名’。讲究大德行的人不附和世俗成见,能成就大功业的人不与一般俗人商议。愚笨的人在事情成功后才能明白,而聪明的人在事前就能有所预测。所以,要办大事就不能犹豫,犹豫就办不成大事。大王既然认为这样做对国家有利,何必怕大家讥笑呢?”
赵武灵王听了很高兴,说:“我看讥笑我的是些蠢人,明理的人都会赞成我。”
果然,第二天,赵武灵王自己就穿着胡人的服装上朝来见大臣们。而那些保守的大臣见到他短衣窄袖的穿着,都被吓了一跳。以赵武灵王的叔叔公子成和赵文、赵造、周绍等人为首的贵族官僚,抱着“循法无过,修礼无邪”的传统观念,对赵武灵王的所作所为表示公开反对,以至于后来公子成竟然称疾不朝。看到国君的叔叔都这么反对“胡服骑射”,大臣们更不愿意穿戴胡服了。一时间,朝内朝外对于改革怨声四起。
可是,赵武灵王也是下了决心的,非实行改革不可。他知道要推行这个新办法,首先要做通他叔叔的思想,他亲自上门拜见公子成,跟他说:“叔叔啊,服装是为了便于使用的,礼制是为了便于办事的。你看世间的事物还要变化呢,那人就更不能强求一致了。我穿胡服上朝,希望叔叔也穿上它。您想想‘家听于宗,国听于君’这句古语,这样的大道理,您肯定会明白的。现在叔叔不愿穿胡服,天下人笑话的不是你我二人,而是会笑话赵国王室不团结。治国以利民为本,希望叔叔顾全大局。”就这样,经过反复地讲穿胡服、学骑射的好处,公子成终于被说服了,也跟着赵武灵王穿起胡服来。大臣们一见公子成也穿起胡服来了,都没有话说,只好跟着改穿胡服了。
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看到条件成熟,就正式下了一道改革服装的命令。过了没有多少日子,赵国人不分贫富贵贱,都穿起胡服来了。有的人开头觉得有点不习惯,后来觉得穿了胡服,实在方便得多。
赵武灵王看到时机成熟,接着又号令大家学习骑马射箭。不到一年,训练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效果可谓立竿见影。公元前306年,赵国北攻中山,西略林胡。次年,再伐中山,最后灭亡中山,解除了赵国的心腹之患。也因此拓展了疆土,壮大了力量。对于其他诸侯国而言,在实行“胡服骑射”前的十几年中,赵国屡屡被秦、魏等国打败。而自从军事改革以后,赵国的军事力量迅速得到加强,多年来被动挨打的局面为之一变,一跃而成为当时中原的军事强国。更显著的变化是,赵国对秦国的战争不仅取得了反败为胜的结果,而且还对那些北方曾侵犯过赵国的游牧民族给予了震慑。
赵国军事改革之后,秦、齐等大国也争相效仿,随着中原各国对“骑射”的进一步接受,马匹逐渐用于骑乘,大大加强了各地区间的交往与联系,促进了各地间,尤其是中原汉族与边地各少数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可以说,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促进了中原华夏族与北方游牧族的文化融合,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简述历史上的胡服骑射
历史意义这位本名赵雍的北方君主学习胡人的长处,实行易服、改兵制、创新战术的全面军事革新,终于使骑兵这一灵活的新兵种取代了笨重的车兵,中国古代战争的样式从此有了根本性的变化。过去史书多称赞商鞅变法,其实赵武灵王推广胡服骑射在军事史上的意义更为重要。近代史学家梁启超曾评价说:“七雄中实行军国主义者,惟秦与赵。……商鞅者,秦之俾斯麦;而武灵王者,赵之大彼得也。”他甚至把这位堪比俄国彼得大帝的赵武灵王盛赞为“黄帝之后第一伟人”。战国时期,地处胡人和华夏民族交汇处的北方赵国,虽以农耕为主却频繁接触游牧习俗,通过抗击胡骑袭扰也体会到其“来如飞鸟,去如绝弦”的优长。15岁的赵雍继位时,其疆域只限于如今的河北中南部和山西北部,军队与其他列国一样仍由车兵、步兵构成。为了改变小国弱势,赵武灵王决定让本国的精锐全部弃车乘马。此前人类虽驯养马匹千年,却只能耕田驾车,因未解决鞍具无法骑驭。春秋和战国前期马拉战车成为军队主力,其冲击力和速度超过步兵,却因道路所限难入山地丘陵,呆板的车战、步战使军事机器运动迟缓。目睹过胡人穿短衣长裤骑马便捷的赵武灵王,决心改变几百年相传的军制,实行由车战向骑战的转变。他选择靠近河套的草原训练骑兵,并让国内作坊制作马具,建立起华夏民族最早的一支骑兵。当时军队实行骑兵化的重要意义,相当于现代战争史上陆军由徒步跃升为机械化。春秋至战国前期,华夏传统服装是长袍宽袖,不便于骑马射箭。为此,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下达易服令,让男人改穿胡人式的紧袖短衣和长裤。这一举措对重服饰礼义的传统观念形成了重大冲击,众多臣属惊呼这是“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赵武灵王却从作战需要出发,反对法古不变,以强有力的行政命令推广服饰改革。他还亲自骑马弯弓并露宿草原,聘请擅长骑射的胡人充当教练,推广了养马、制革、设兽医和筹办草料等完整配套的制度,很快培训出1万名装备精良且射术高超的骑兵,其他列国的步、车兵和北方零散部落在其狂飙般的攻击下,一时均非对手。赵国在战国七雄中开军事变革潮流之先,经过短短十几年,便由一个小小中山国都敢侵犯的弱邦崛起为唯一能够同秦相抗衡的强国。赵军灭中山国后,又南抑魏齐,北逐三胡开疆千里,还占领了如今的陕北一带,对秦都咸阳构成直接威胁。可叹的是,这位对外征战所向披靡的一代英主,却未跳出封建王权你死我活的争斗漩涡,于公元前295年在父子兄弟相残的宫廷政变中被困沙丘宫,活活饿死。对这一悲剧性结局,梁启超曾带着叹息设想道:“使主父而永其年,则一统之业,其将不在秦而在赵”。赵国新建骑兵在战争实践检验中显示出的巨大优越性,很快刺激了其他列国也发展这一全新兵种,马拉战车就此在战场上被淘汰而改为运输之用,中国军事史进入了骑兵起决定作用的新时代。在随后统一华夏的战争中,“秦之畏害天下者莫如赵”,曾持续40年攻赵,最终依仗着地大财丰,在马业和弓弩制造方面逐渐占有了优势。公元前223年,秦国骑兵最后追击到代郡灭赵,两年便达到了“秦王扫六合”而一统天下。赵武灵王实行军事变革的成果,被秦国全面运用,到汉代一度还发挥到极致。胡服骑射的实行,不仅使华夏民族建立起能够同匈奴相抗衡的骑兵,在社会上也培养起彪悍骁勇的尚武风气,汉武帝时代才能创造出世界军事史上农耕民族以骑兵击败游牧民族的奇迹。后人称颂大汉雄风,吟诵“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时,不能忘记赵武灵王这位军事变革者的奠基之功。后世影响赵武灵王赵雍,赵国迁都邯郸后的第四代国君,是我国封建社会初期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改革家,为了拓展疆土、富国强兵,他不为旧制和保守势力所束缚,力排众议,勇于革新,于公元前307年推行以“胡服骑射”为中心的军事改革,获得了巨大成功,使赵国的军力显著增强,成为战国后期东方六国中唯一能与强秦抗衡的国家。“胡服骑射”虽然是一场军服改革,但影响却是多方面的,使人们的心理和思维方式发生了明显变化,打击了“先王之道不可变”的保守思想,勇于革新的思想得到树立,减弱了华夏民族鄙视胡人的心理,增强了胡人对华夏民族的归依心理,缩短了二者之间的心理距离,促进了二者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为以后的民族大融合和国家大统一奠定了心理基础。现对“胡服骑射”所导致的服饰变化及其对后世服饰的影响略陈管见。对赵国军队的影响“胡服骑射”前的赵军,以步兵和车兵为主,官兵的衣服都是根据步战和车战的要求而做,基本类似于平民的短打;用在骑兵上,则显得不太适合作战,在与胡人骑兵的交战中往往处于劣势。相反,胡人都是身穿短衣、长裤,作战骑在马上,动作灵活方便。因此,在实行“胡服骑射”前的18年中,赵屡败于齐、秦、魏等国,损兵折将,不得不忍辱割地,甚至林胡、楼烦也乘此机会,连年向赵发动军事掠夺,赵国几乎没有还击之力。赵武灵王认识到:赵国被动挨打,并非赵国国弱民衰,而是在于军队军装不适于骑兵和车战的作战形式。他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被动局面,弘扬先祖赵襄子“兼戎取代,以攘诸胡”的伟业,靠中原传统的步兵和战车配合作战的方式是不能成功的,因为笨重的战车只宜在较为平坦的地方作战,在复杂的地形中运转十分不便,众多的步卒也无力对付那奔驰迅猛,机动灵活的骑兵。只有学习诸胡的长处,以骑兵对抗骑兵,才能增强赵国军事力量,彻底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同时,只有改中原地区宽袖长袍的服装为短衣紧袖的胡服,才能适应骑战的需要。鉴于这种情况,赵武灵王于公元前307(武灵王19年)年开始实行“胡服骑射”,推行服制改革。其步骤是首先要求朝中官员改装,此后“邯郸命吏大夫奴迁于九原,又命将军、大夫、适子、戍吏皆貂服”(《竹书纪年》)。自此以后,赵军改穿胡服。“胡服”的具体式样史载不详,只能从间接途径了解。汉人所刻画的匈奴人肖像,具有如下特征:身材矮小,粗壮,头圆而硕大,脸宽,颧高,鼻翼撇开,眉毛浓重,眼睛凸出,如杏仁一般,目光灵动有神;上唇须稠密,除了在颔上的一簇硬毛外没有胡子,耳上戴穿孔的长耳环。除了头顶上留有一束头发之外,头一般是剃光的。他们穿着宽大的、两旁开口、长到下腿的袍子,腰带的两端垂在前面。因为天冷,他们的袖口紧紧地密封在手腕上。他们肩上披着一条毛皮的短围巾,头上戴着皮帽子,鞋是皮制的,宽大的裤子用一条皮带紧紧地系住。弓袋系在腰带上,垂在腿的前面。箭筒也系在腰带上横在胸前,箭尾朝右边。汉代距战国为时不远,赵武灵王所推行的“胡服”,与此相近,是穿窄袖短衣、长裤,脚登皮靴,腰系皮带,戴有貂尾蝉蚊装饰的武冠,束金钩。赵国所推行的胡服,文献资料称其为“貂服”。“貂服”,据清代学者全祖望研究,当为貉服之误,北方豸种曰貉,用貉之皮毛制作的衣服称为貉服。对后世服饰的影响大体可归结为以下几点:首先,改进了军队的服装装备。胡服,在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之后成为中国军队中最早的正规军装,以后逐渐演变改进为后来的盔甲装备。胡服的推广,它不仅直接为赵国赢得了赫赫武功,而且对军队历史的发展演化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开创了我国古代骑兵史上的新纪元,从此我国军事史中除车兵、步兵和舟兵外,出现了骑兵这一崭新的兵种。同时,它也改进了军队的服饰装备,便利了作战。其次,弱化了服饰的身份标示功能,强化了其实用功能,使“习胡服,求便利”成了我国服饰变化的总体倾向。服饰,具有防寒保暖、遮羞的实用功能及显美功能,也有身份标示功能,“胡服骑射”前的华夏族服饰,既是每个人身份高低的标志,也是夷夏不同民族身份的标志。在“胡服骑射”以前,统治者以严格的等级服饰来显示自己的尊贵和威严。“胡服骑射”之“胡服”首先是为便“骑射”,也便利了人们的生产劳动与其他社会活动,这就强化了服饰的实用功能,同时,因其打破了服饰的民族界限,弱化了身份界限,使君臣、官民服饰的差别大大减小,自然弱化了服饰的身份标示功能。自此以后,“习胡服,求便利”成了我国服饰变化的总体倾向,汉族居民不断吸取少数民族的服饰文化来丰富自己的服饰文化。赵武灵王虽并没有强制百姓改穿胡服,只在官吏、军队中强制推行,但上行下效,自古皆然,加上胡服的便利性,赵国百姓纷纷效仿。貉服、胡服之冠、爪牙帽子、带钩等胡人风格的服饰开始在赵国百姓中流行。汉代,穿开裆的裤子,外罩以裳或深衣。裤子显然来源于胡服。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大量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胡服成为社会上司空见惯的装束,一般平民百姓的服饰,受胡服的影响最为强烈。他们将胡服中窄袖紧身、圆领、开衩等因素吸收到原有的服饰中来。汉族贵族也在胡服的基础上加以变化,方法是将其长度加长,加大袖口和裤口,改左衽为右衽。再次,减弱了华夏民族鄙视胡人的心理,增强了胡人对华夏民族的归依心理,缩短了二者之间的心理距离,奠定了中原华夏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服饰融合的基础,进而推进了民族融合,促进了秦汉时期全国各民族大一统局面的形成。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实施促进了各地区,尤其是中原汉族与边地各少数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汉人因为胡服劳作方便而穿上胡人的服饰,胡人因汉人的服饰飘逸而穿上汉人的服饰。“胡服骑射”导致了中原华夏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服饰融合,也缩短了赵人、胡人心理上的胡汉差异,胡人开始从感情上亲近赵人。西周末年,民族矛盾激化,华夷之辨渐兴。至战国之世,东方各国已经形成一种崇尚中原文化、贬斥戎狄之俗的华夷观,这使经济文化本就落后的周边少数民族在心理上更加自卑。在此情况下,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身穿胡服进行教化,自然被胡人视为对其最友好的表示,开始从感情上亲近赵人。胡服令下达后,林胡王献马,楼烦王致其兵,这两个赵国的强敌归顺了赵国,起到了化敌为友的巨大功效。它转变了民风民俗,振奋了精神,凝聚了人心,促进了民族向心力、国家凝聚力的形成。正如华梅所言:“由军服而民服,胡服的引进使中国汉族服饰文化增添了新气象。这次民族服饰融合,奠定了中华民族服饰由交流而互进的良好基础。”北魏孝文帝改革实行与汉族同化政策,禁胡服胡语,表面上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相反,实际上却发端于由其形成的胡人对汉族及其文化的亲近感。正是这种亲近感,促成了以后的民族大融合,匈奴、鲜卑、羯、氐、突厥、契丹、党项等曾在我国历史上繁盛一时,甚至统治过中国的民族反而融化入汉族之中。这种民族向心力、国家凝聚力的形成,直接促进了秦汉全国各民族大一统局面的形成,成了我国历史大统一占主导地位的精神动力,也是今天维持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精神支柱。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主要内容
战国时赵国国君赵武灵王为了抵御北方胡人的侵略,实行了“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改革的中心内容是穿胡人的服装,学习胡人骑马射箭的作战方法。
其服上褶下絝,有貂、蝉为饰的武冠,金钩为饰的具带,足上穿靴,便是骑射。为此,他力排众议,带头穿胡服,习骑马,练射箭,亲自训练士兵,使赵国军事力量日益强大,而能西退胡人,北灭中山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
中心思想:《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出自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主要介绍了赵武灵王为了国家的强大,进行胡服骑射改革的故事,故事主要围绕赵武灵王与重臣公子成之间的争论展开,主要通过两个方面的言论表现赵武灵王注重实用、勇于改革的形象。
扩展资料:
文章的意义: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具有多方面的历史文化意义。它揭开了我国古代战争史上由车战转变为“骑射”的重要一页;体现了古代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同时也是古代思想文化方面的一场改革。赵武灵王勇于变革、坚持变革的精神,善于变革的智慧,现代社会看来,尤其值得肯定,值得学习。
作者:
司马光(1019—1086),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散文家。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运城地区夏县)人,汉族(但宋人袁说友著《成都文类》记载,司马光是在他父亲司马池任光山知县时,生于县衙官舍的,该观点已为当今主流,多数专家学者认同)。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司马光自幼嗜学,尤喜《春秋左氏传》。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改革采取了以下九项措施:
其一来,召骑射,即用优厚的待遇招募会骑马射箭的年轻男子充当骑兵。
其二,在原阳建立骑兵集中训练基地,训练出了一支具有过硬骑射本领的骑兵部队。
其三,收编胡兵,招募楼烦等胡人加入赵国的骑兵队伍,实行以胡制胡的政策。
其四,用自胡马,即用北方少数游牧民族的的马匹作为赵国骑兵的战马,这些马长的彪悍,善跑,机灵有耐力。
其五,配备骑兵的武器为长弓和剑矛。骑兵在与敌人远距离时在马上弯弓射箭,短兵相接时就用剑和矛进行刺杀。
其六,换掉帽子,赵王戴王冠,军官戴武冠,士兵戴爪牙帽子,用黑色凌娟制成,以防北方的风沙。
其七,变履为靴,以便于骑马和涉草地。
其八,改重甲为轻甲。把原来铜做的铠甲改为皮革,这样可以轻装上阵,以利于穿山涉险,驰骋疆场。
其九,穿胡服,骑兵上穿夹衣,窄袖;下穿裤子,中间束zd带。贵族大臣则在腰间束带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