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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九儒十丐 元朝读书人为什么地位
九儒十丐
释义：
儒：旧指读书人。元代统治者把人分为十等，读书人列为九等，居于末等的乞丐之上。后指知识分子受到歧视和苛待。
出处：
一、宋·郑思肖《心史》：“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娼、九儒、十丐。”二、谢枋得《叠山集》：“滑稽之雄，以儒者为戏曰：我大元典制，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谓其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谓其无益于国也。”两说皆是宋末遗民所书，为当时儒者戏说，并无其他史料辅证，也不可视作普遍性情况。
儒学在元朝失去了独尊的传统优势，科举长期没有举行，以致出仕不易，个别士人难免感到挫折和沮丧，但整个群体并未受到致命打击，士人的待遇也绝没有一般人认为那么恶劣，九儒十丐一说并不符合实情。
元代实行“户计”制度，全国人户都经佥定为国家承当特定的差役，如军、民、匠、站、医、盐道、僧、僧、儒等“户计”，世守其业，不允许更改。这是便于国家支配全部人力、物力资源的一种制度，并非什么把人划为三六九等。而且“户计”有数十种之多（明初延续了元朝的“户计”制度，改称户役，共有八十多种），“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的说法简直笑话。
元朝纳为儒户者不下十万家，几乎都在南方，主要是因为南方后期平定较快，当地社会秩序保持较好。且法定权利和义务甚为有利。惟一的义务是必须有子弟一人入学以备选用。权利方面，儒户可获得物质上的补偿，还免除赋役，其它户计子弟入学仅可免自身差役。加上科举恢复前，儒户子弟为官为吏的机会也更高。
按元代的户籍制度，元代政府依照职业和社会职能不同，将全国居民划为了若干户别，《元史》中称为诸色户计。元代文献中比较常见的户计有：军、站、民、匠、儒、医卜、阴阳、僧、道、也里可温（基督教神职人员）、答失蛮（回教神职人员）、斡脱（高利贷经营商）、商贾、灶（盐业）、船、弓手、急递铺、打捕鹰房等。因此，所谓的分全国为十等人之说，本身就毫无根据，站不住脚。
其次，不同的户计，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如军户的义务就是当兵，站户的义务就是维持国家驿站系统（元代称站赤）。而儒户的义务，则是保障每户至少要有一人读书，随时准备在国家考选吏员时候参加考试，以备徵召。在权利方面，由於儒户是属於“劳心者”范畴，因此，儒户在元代是不需要负担一般人民所需要负担的各种劳役差发，除此以外，儒户还可以豁免丁税，四顷以内的土地亦不需要缴纳地税，而且所有在籍儒士均可以获得政府提供的廪给，而在学校就读的生员，亦由学校提供每日两餐（《庙学典礼》）。此等待遇，远超于其他户计。
再者，从政治地位来看，儒士之地位亦非其他户计所能比拟。按《元史·百官志》之中对於官员铨选制度的记载来看，元代的官员选拔主要有三条途径：1、怯薛（即宫廷宿卫）；2、吏进；3、科举。其中，怯薛来源主要是元朝建国时所确立的九十五户“大根脚”家族子弟，约占元代官员总数的十分之一，此处不论。元代科举始於元仁宗延佑二年（1315年），终于元惠宗（即元顺帝）至正二十五年（1366年），共计五十一年，其中有六年因奸相伯颜擅权中断（1336-1342），科举持续时间共四十五年，开科十六次，共取士一千二百人左右。其中，汉人和南人（亦即儒户所属族群）约600多人，人数殊少，亦不足论。因此，真正作为元代官员铨选，特别是中下级官员铨选的主要渠道，则是吏进，这也是元代官员铨选制度中最具特色的的一点。
中国历代，特别是自隋唐以降，官、吏分野，吏员，也就是各级政府机关中的办事人员要想擢升为官，难比登天。唯元朝例外，元代受蒙古人实用主义之影响，中原传统观念拘束较少，官、吏界限并不如其他朝代那样明显。因此，元代大量官员是从吏员中擢升。而且，元代的吏员地位亦较之其他朝代更高，某些政府机构的吏员最高可有六、七品之品级。
元代前期虽长期未开科举，然而通过吏进之门，仕途并未向儒士阻塞。相反，元代一直将以儒为吏作为既定国策之一，并长期执行。如世祖时，就发布政令：“定令儒生愿试吏郡县者，优庸之。”仁宗时，“有召，省掾用儒士擢入”，“仁宗惩吏，百司胥吏听儒生为”。元人陶安亦有论述：“朝廷以吏术治天下。中土之才积功簿有致位宰相者。时人翕然尚吏。虽门第之高华，儒流之英雄，皆乐趋焉。”
另外，还要特别说明一点的是，元代前期虽然未开科举，但吏员选拔同样是采取考试选拔的制度，如果再加上官、吏之间比较顺畅的流动环节，元代的官僚制度实际上较其他朝代更加类似于近现代的公务员制度，此亦元代政治制度之中蔚为可观的闪光点
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工六农七医八娼九儒十丐怎么解释
这句话的出处为：
一、宋·郑思肖《心史》：“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百、七猎、八娼、九儒、十丐。”
二、谢枋得《叠山集》：“滑稽之雄，以儒者为戏曰：我大元典制，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度谓其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谓其无益于国也。”
这句话的意思是：元代统治者把人分为十等，一等是当大官的人，二等是小公务员，版三等为僧人，四等为传道之人，五等为从医之人，六等是工人，七等是打猎之人，八等为娼妓，读书人列为九等(儒：旧指读书人)，居于末等的乞丐之上。后指知识分子受到歧视和苛待。
两说皆权是宋末遗民所书，为当时儒者戏说，并无其他史料辅证，也不可视作普遍性情况。
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工六农七匠八娼九儒十丐知，即把人分为十等，一等人为官，二等人为吏，以此类推至九等人儒，十等人为丐。
所谓人分十等之说，出自两位生活在元代的南宋遗民之著作。谢枋得之《谢叠山集》卷二《送方伯载归三山序》，曰“滑稽之雄，以儒者为道戏曰：我大元典制，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谓其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谓其无益于国也。”而郑思肖之《心史》中《大义叙略》中，也认为“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娼、九儒、十丐。”
两位南宋遗民记载中，认为在元代人可分为十等，一等人为做官的，二等人为吏使，三等人为僧人，四等人位道士，五等人为从医版者，六等人为农民和务工者，七等人为猎户，八等人为妓女，而读书人列为九等，仅居于末等的乞丐之上。
人分为十等，并非是元代定制，乃是“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者”的戏谑之语。但人分十等的说法，本身是对生活中社会中下层人民的一种歧视性的等级划分。尤其“权九儒十丐”之说中，读书人的地位还没有妓女高，仅在乞丐之上，这是对知识分子严重的歧视和苛待。
历史上称“八娼九儒十丐”是怎样排列下来的？
元皇帝们也得特别借重理学，推崇儒家。所谓元朝人分十等，八娼九儒十丐，儒生比妓女还低一个档次，戏言而已，实际并非如此，更非法规定制。
从开国皇帝忽必烈，便带了提倡理学的头。他进兵南宋时，亡金的儒士大夫杨惟中、姚枢随军，在湖北俘获了号称“江汉先生”的老儒赵复，便宝贝般地加以保护，延其在国立的“太极书院”讲授理学，选作教学书目的理学著述多达8000余种，使得理学在北方传播，开启了元代理学发展的源头。号称“朱子之后第一人”的名儒许衡，更是受到忽必烈重用，纳其定朝仪官制之议。其后元成宗也曾诏明崇泰孔子，武宗更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
最典型的还要数仁宗。他做皇太子时便潜心学习儒学，有人进《大学衍义》，他高兴地说，治天下此一书足矣！即皇位后，他对孔、孟更加尊崇备至，并敕宋代的诸名儒及本朝的名儒许衡配祀孔庙。他不拘资历地位地广揽儒生，“果才而贤，虽白身（平民）亦用之”。他命将汉文经史蒙译，以在蒙古和色国人中传授。又决定实行科举，用朱熹的《四书集注》为依据命题。何以如此？这位皇帝明确回答说：“儒者可尚，以能维持三纲五常之道也。”又说：“朕所愿者，安百姓以图至治，然非用儒士，何以致此？”其意至明矣！总之，他们不能不认可“帝中国当行中国事”，“北方之有中夏者，当行汉法乃可长久”①的道理。
①以上见《元史》卷24、26、158，中华书局标点本，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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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个文章仅供参考
因为里面说的有失准确，
比如那个里面继续诬蔑元朝
还有，文革时期对待知识分子也不是他说的哪样
否则，两弹一星怎么来的？
不过，总的来说，
还是满有意思的
另外我那里有相关的图片一张
http://post.baidu.com/f?kz=80016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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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九流中的二十七流
说到国学，离不开“三教”，说到“三教”，会顺延出“九家”或者“九流”，合称“三教九流”。“三教九流”这个词语的最初起源是非常好的，“三教”最早的记载缘起于三国孙权和上书令阚泽谈话，提到儒、道、佛教三教；九家或九流的说法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其中收录诸子189家，但最重要的是九家:“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指儒、道、墨、法、名、阴阳家、纵横家、杂家与农家。实际上是汉代之后对中国主要宗教和各种学术流派的泛指。
在一般人心目中，“三教九流”实际上成了不同等级社会角色的代名词。受到明清白话小说或现在的电视剧的影响，现在人们说到三教九流，便理解为旧时代闯荡江湖、从事各种不是很正当或者低等行当的人，多半含有贬义。其实不尽然。中国历史上对人群的划分，最早是从商周时期开始的，士农工商四业，一直延续了几千年，后来越分越细，便有了“三教九流”的分类，其中，除了三教没有争议之外，九流的说法莫衷一是，到后来，九流不够划分，一直演化到27种职业，按照上中下三类区分，这就是上九流、中九流和下九流，但是也没有一种统一的说法，各种各样的版本都有。
那么比较流行的“三教九流”上中下二十七流指的是什么呢？
先讲上九流:“一流佛祖二流天，三流皇上四流官，五流阁老六宰相，七进八举九解元。)一流是佛教的佛祖，在思想领域里有领导一切的权力；二流天是玉皇大帝，比人间的皇帝位置高一等，但虚无缥缈，不像佛祖那样深入人心；皇帝下来是阁老，老资格的重臣，例如皇帝的老师这一类的；宰相是帮助皇帝处理日常政务的内阁官员首领；然后一级一级地分下来，最后解元是科举省试的第一名，在民间大家最耳熟能详的是唐寅，即唐伯虎，29岁在南京乡试中第一名——解元，翌年在和江阴徐氏进京会试中受其牵连，因科场舞弊案被连累下狱，“下诏狱，谪为吏”，受此重挫后流于放浪不羁，在祝允明规劝下才发奋读书，精研书画，成为明“吴门四家”之一。
再讲中九流:“一流秀才二流医，三流丹青四流皮(皮影)，五流弹唱六流卜(卜卦)，七僧八道九棋琴。”这一块差不多都是古代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和科学工程技术人员:秀才至少要懂文学，医生是医学专家，其他作书画的、搞皮影的、弹唱的下棋的，现在归类为文化和体育，其实都是比较正当的谋生职业。
最后讲下九流:“一流高台(唱戏)二流吹，三流马戏四流推(剃头)，五流池子(北方的澡堂子)六搓背，七修八配(给家畜配种)九娼妓”。这基本上是服务行业，洗澡的、搓背足浴按脚底的、磨剪刀修雨伞炝菜刀……都是自食其力的下层劳动人民。
下九流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值得重视，叫做“一师(师爷)二衙(衙差)三升秤、四媒五卒六时妖(拐骗及巫婆)、七盗八窃九娼妓。”师爷是官员的参谋幕僚，衙役是为官员做一些具体事情的；升秤是管后勤，管度量衡的，油水很大；卒即保安听差之类。在古代，“官”跟“僚”区别很大。古代的官员是科举考上的这一部分才是官，僚是聘用制，由主管官员自己去搭台组班，财政包干，所以师爷排在下九流；媒人是婚姻介绍者，经常夸大事实，被认为不够诚实；“时妖”是搞一些坑蒙拐骗，做假货、搞“仙人跳”之类的诈骗陷阱或者其它诈骗的不正当人士。这个版本有点幽默色彩，对那些油水大、但经常滥用职权的职业有点不满，所以把他们和一些非法人员，例如时妖、盗窃犯以及卖淫女排列在一起。
这里还有一点要解释的是“七盗八窃”，为什么明火执仗的“盗”比偷偷摸摸的“窃”地位要高？小偷小摸是不入“流”的，因为它没有“道”，无赖，不讲什么是非，像牛皮癣一样惹人讨厌；但是盗不同，“盗亦有道”，大盗有他们的游戏规则，比如说他不会调戏朋友的妻子，借钱会还，甚至会劫富济贫。中国文化非常有意思，盗和窃的分类就是一个例子。
元朝的时候，政府按人们所从事的职业，把被征服的臣民详细划分为十个等级即“十流”: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元朝统治者是骑在马背上的征服者，敌视知识分子，儒被列在娼妓之后，就像“文革”期间，知识分子是“臭老九”、儒家是批判的主要对象一样。
对“三教九流”的研究，可以看作是“民俗国学”，反映了老百姓的是非理念，里面的学问其实也很大。
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网上摘录：其来源是出自南宋遗民谢枋得之口：“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是元代读书人无奈的自嘲。）清代赵翼《陔余丛考·九儒十丐》载，“元制：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将读书人前面的娼换成了民，算是给读书人留了点面子。（另：赵翼将文人自嘲之说，改为元制，大约也是别有用心，是故意丑化元人的统治，给后世不明就里的读者造成元代社会漆黑一团的假象。不错，元代前期曾经废除科举，使那些习惯了学而优则仕的文人失去了人生的目标。
昨天的自然辩证法最后一堂课突然说到了这个问题，为什么老师在文革的时候被喊作“臭老九”的典故也在这里。从元代时期来看今天的工作排名，臭老九不臭了，变成了香饽饽，估计排名应该可以到前面点。但是很多的还是依旧，永远不会变。社会的发展一日千里，上次去新华书店看了365行图谱，看了看过去人的生计，发现有一个问题。无论卖萝卜腌菜，泥人咸蛋，都是一个自谋生计。
总有这样的感觉，随着社会求职的人越来越多，而实际的工作岗位远少于求职者，会越来越多地有人像以前一样自谋生计，说白了——自己干。私人老板，公司老总，soho一族，边打工边做老板，越来越多地人加入到了这个竞争的队伍中。达尔文《进化论》指出了“物竟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作为中国人口众多，竞争也越发进入白热化程度。那么以前的变成求一份好工作的总趋势不会改变，但好点的工作总是可能属于那一部分人。
“学得文武艺，卖于帝王家”，那么就不能够"学得文武艺，自立庭市间"？会有更多的人取走这条道路，这是社会的总的趋势，综合各方面因素分析，目前这支队伍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网上摘录：其来源是出自南宋遗民谢枋得之口：“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是元代读书人无奈的自嘲。）清代赵翼《陔余丛考·九儒十丐》载，“元制：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将读书人前面的娼换成了民，算是给读书人留了点面子。（另：赵翼将文人自嘲之说，改为元制，大约也是别有用心，是故意丑化元人的统治，给后世不明就里的读者造成元代社会漆黑一团的假象。不错，元代前期曾经废除科举，使那些习惯了学而优则仕的文人失去了人生的目标。
昨天的自然辩证法最后一堂课突然说到了这个问题，为什么老师在文革的时候被喊作“臭老九”的典故也在这里。从元代时期来看今天的工作排名，臭老九不臭了，变成了香饽饽，估计排名应该可以到前面点。但是很多的还是依旧，永远不会变。社会的发展一日千里，上次去新华书店看了365行图谱，看了看过去人的生计，发现有一个问题。无论卖萝卜腌菜，泥人咸蛋，都是一个自谋生计。
总有这样的感觉，随着社会求职的人越来越多，而实际的工作岗位远少于求职者，会越来越多地有人像以前一样自谋生计，说白了——自己干。私人老板，公司老总，soho一族，边打工边做老板，越来越多地人加入到了这个竞争的队伍中。达尔文《进化论》指出了“物竟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作为中国人口众多，竞争也越发进入白热化程度。那么以前的变成求一份好工作的总趋势不会改变，但好点的工作总是可能属于那一部分人。
“学得文武艺，卖于帝王家”，那么就不能够"学得文武艺，自立庭市间"？会有更多的人取走这条道路，这是社会的总的趋势，综合各方面因素分析，目前这支队伍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网上摘录：其来源是出自南宋遗民谢枋得之口：“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是元代读书人无奈的自嘲。）清代赵翼《陔余丛考·九儒十丐》载，“元制：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将读书人前面的娼换成了民，算是给读书人留了点面子。（另：赵翼将文人自嘲之说，改为元制，大约也是别有用心，是故意丑化元人的统治，给后世不明就里的读者造成元代社会漆黑一团的假象。不错，元代前期曾经废除科举，使那些习惯了学而优则仕的文人失去了人生的目标。
昨天的自然辩证法最后一堂课突然说到了这个问题，为什么老师在文革的时候被喊作“臭老九”的典故也在这里。从元代时期来看今天的工作排名，臭老九不臭了，变成了香饽饽，估计排名应该可以到前面点。但是很多的还是依旧，永远不会变。社会的发展一日千里，上次去新华书店看了365行图谱，看了看过去人的生计，发现有一个问题。无论卖萝卜腌菜，泥人咸蛋，都是一个自谋生计。
总有这样的感觉，随着社会求职的人越来越多，而实际的工作岗位远少于求职者，会越来越多地有人像以前一样自谋生计，说白了——自己干。私人老板，公司老总，soho一族，边打工边做老板，越来越多地人加入到了这个竞争的队伍中。达尔文《进化论》指出了“物竟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作为中国人口众多，竞争也越发进入白热化程度。那么以前的变成求一份好工作的总趋势不会改变，但好点的工作总是可能属于那一部分人。
“学得文武艺，卖于帝王家”，那么就不能够"学得文武艺，自立庭市间"？会有更多的人取走这条道路，这是社会的总的趋势，综合各方面因素分析，目前这支队伍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九儒十丐的意思
元代统治者把人来分为十等，读书人列为九等(儒：旧指读书人)，居于末等的乞丐之上。后指知识分子受到歧视和苛待。
词目：九儒十丐
释义：儒：旧指读书人。元代统治者把人分为十等，读书人列为九等，居于末等的乞丐之上。后指知识分子受到歧视和苛待。有人认为当代“臭老九”一词源于此语。
出处：一、宋·郑思肖《心史》：“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娼、九儒源、十丐。”二、谢枋得《叠山集》：“滑稽之雄，以儒者为戏曰：我大元典制，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谓其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谓其无益于国也。”
示例：元制：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清·赵翼《陔余丛考》
中文名九儒十丐释义指知识zd分子受到歧视和苛待
什么是九儒十丐 元朝读书人为什么地位低下
元代统治者把人分为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儒列为九等，居于末等的乞丐之上。后指知识分子受到歧视和苛待。
元皇帝们也得特别借重理学，推崇儒家。所谓元朝人分十等，八娼九儒十丐，儒生比妓女还低一个档次，戏言而已，实际并非如此，更非法规定制。
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其来源是出自南宋遗民谢枋得之口：“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是元代读书人无奈的自嘲。）清代赵翼《陔余丛考·九儒十丐》载，“元制：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将读书人前面的娼换成了民，算是给读书人留了点面子。（另：赵翼将文人自嘲之说，改为元制，大约也是别有用心，是故意丑化元人的统治，给后世不明就里的读者造成元代社会漆黑一团的假象。不错，元代前期曾经废除科举，使那些习惯了学而优则仕的文人失去了人生的目标，也失去了以往通过科举通往仕途的晋升通道，由此对元朝廷抱怨更大。
本来元朝是能够像其他朝代一样推崇读书的，但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在元朝统治时期，蒙古人汉化程度较低，即使像忽必烈这样的也只是粗通汉语，但忽必烈的儿子皇太子真金倾心汉化，但忽必烈这老东西80多岁了还不死。汉族的儒臣们看着着急，于是想了一个臭招，给忽必烈上书，你该退休了，让位给真金太子，真金太子身负众望。忽必烈宠信色目商人，这些人能敛财，而色目人又是汉族儒臣们最看不起的，所以双方争得很激烈。忽必烈看到上书后非常生气，把真金太子叫来骂了一顿，真金就被吓死了（他可能本来身体就很虚弱）。这样一来忽必烈更恨这些汉族儒臣，觉得离间他们父子，还把他儿子吓死。所以导致了元朝一度既想用汉儒，又深深的忌惮汉儒，在对汉儒的而政策上一直不是很明朗，甚至一度取消科举。
儒学在元朝失去了独尊的传统优势，科举复长期没有举行，以致出仕不易，个别士人难免感到挫折和沮丧，但整个群体并未受到致命打击，士人的待遇也绝没有一般人认为那么恶劣，九儒十丐一说并不符合实情。
元代实行“户计”制度，全国人户都经佥定为国家承当特定的差役制，如军、民、匠、站、医、盐道、僧、僧、儒等“户计”，世守其业，不允许更改。这是便于国家支百配全部人力、物力资源的一种制度，并非什么把人划为三六九等。而且“户计”有数十种之多（明初延续了元朝的“户计”制度，改称户役，共有八十多种），“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度儒、十丐”的说法简直笑话。
元朝纳为儒户者不下十万家，几乎都在南方，主要是因为南方后期平定较快，当地社会秩序保持较好。且法定权利和义务问甚为有利。惟一的义务是必须有子弟一人入学以备选用。权利方面，儒户可获得物质上的补偿，还免除赋役，其它户计子弟入学仅可免答自身差役。加上科举恢复前，儒户子弟为官为吏的机会也更高。
九儒十丐，儒在元朝为什么和要饭的差不多？
元朝将人分四等：一、蒙古人；二、色目人；三、汉人；四、南人（南方汉人）。今天不管有多少人想要为它辩解甚至想要洗白它，都不是可能的，因为这是史实，也使元朝最大的弊政。历史最终的目的是还原一些事件，而不是将一些事件从中抹掉，因而才有可能留下更多的借鉴与启示，以及可以汲取的经验。围绕人分四等，有这样两个故事，可以让我们不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读懂元朝。
耶律楚材赚来的银子和走红的色目人
耶律楚材（1190年—1244年），契丹人，蒙古帝国时期的政治家，为蒙古帝国的发展和元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耶律家世代仕于金朝，常居燕京。当时燕京有深厚的汉文化的基础，这使得耶律氏世代受到汉文化熏陶，形成了读书知礼的家风。
关于耶律楚材今天有很多人都有话要说，但说的意思只有一个，若用我们今天的大白话说出来即是他救了中原的百姓，甚至可以说一言兴邦，让蒙古人开始重视中原文明的价值。
事情是这样的：公元1230年，窝阔台继承铁木真遗志将其兵锋指向金国，这一战使他轻松获得了黄河以北的绝大多数地方，但那么多的人口与土地怎么办呢？蒙古贵族们的主张是“退耕还牧”，认为农耕经济不没有用的，还不如将土地用来放牧实惠，所谓“汉人无用，不如将他们杀光，空出土地，供我们放牧牛马”。
所幸的是，被汉化了的耶律楚材站了出来，他说，不妨将土地交给他处理，他保证从土地上得到的税收绝对超过放牧所得，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给了让蒙古人这样一个喜笑颜开的事实：原来，被蒙古人征服的汉人，竟然会给蒙古人带来比放牧要多得多的财富！
抛开这里面的文化因素，人们不难看到，当时生产生活相对落后的蒙古人，他们看重的是什么？财富，或者更直接地说是钱。有钱好办事，有钱的事他们都干，怎么来钱怎么干。耶律楚材赚来了钱，他们就觉得这个办法好，就这么干吧。与其说是耶律楚材拯救了汉人，还不如更直接地说汉人是被钱拯救了的。
在这里不难看出，当时蒙古人注重的是直接的实惠，在他们的意识中是赤裸裸的财富，不管什么文化不文化的，也不可能像汉地一直奉行的儒家文化一样，重农抑商、重义轻利。在这一心理背景下，就不难理解元朝为什么要将色目人划在二等人之列，除了作战的因素，色目人还会理财、做生意思。
如此，在元朝有政坛有一大批的色目人，“混”得非常不错。最有名的是阿合马，他在为元朝敛来的一笔笔财富里不断高升，最终坐到了宰相的位子还兼管国家财政。他冶铁开矿，收取盐与茶叶专卖税，精编户籍以防民众偷税漏税??一切均以“富国”为目标。
“钱”的因素在这里直接改变了政策走向，商业、手工业以及其他一些来钱的技术活儿，在元朝达到了被空前重视的程度，不管什么儒不儒的。弄不来钱的即没有地位。所以，也就有了“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的说法。虽然，此说缘自民间，但也是一种被总结的真实反映。
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即是，一心扑在财富上，两手都在抓经济，把文化的事儿给撂到一边去了。“九儒十丐”，儒在这里和要饭的差不多了。
一个汉人的一句话和元朝的人分四等
耶律楚材的故事之后，我们再讲一个故事。主人公叫赵复，今湖北安陆人，人称江汉先生。
赵复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元史列传》中说，1235年，蒙古军队南征伐宋，姚枢在被抓来的俘虏中寻找“人才”，后来姚枢发现了他。姚枢当即将他带在身边，与他同吃同住。但当年到“戎服长髯”的姚枢，他的心里就很不是个滋味，悲切难抑，有一种落入“异族”之手的感觉。
有天夜里，赵复趁姚枢睡熟之际，悄然逃走，赴水自沉。“枢觉而追之，在积尸间见复解发脱屦呼天而泣”，姚枢奔入水中，拽回赵复，随后苦苦相劝，这才使赵复在今北京市“以所学教授学子”。
《剑桥中国史·忽必烈汗的统治》中说，赵复是中原不太愿意与忽必烈合作的谋士中的一个，他只被忽必烈召见过一次。在他们的谈话中，忽必烈询问他如何征服南宋。赵复的回答是：“宋，吾父母国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
这话说得很有礼仪也很有骨气，今天一些学者说，忽必烈听后非但没有生气，反而更加相信汉人了。并且由此开始重用汉儒，在朝廷组成了一个“儒家集团”，开始了全盘的儒化，并且，具有“相当的真诚度和深广度，从意识形态、制度设置、学校教育到官员队伍建设，可谓全方位多层次”。
执此语者还列举了这样一组数字：元世祖中统元年至三年共有16位丞相，其中汉人（南人）7，蒙古5，回回1，契丹1，女真1。汉人为史天泽（右丞相），王文统、赵璧（平章政事），张启元（右丞），张文谦（左丞），商挺、杨果（参知政事）。《元典章-吏部》“内外诸官数”载有元朝中期官员情况，其中汉人南人所占比例亦高于蒙古色目人。这些汉人都是儒生。（余东海《忽必烈儒化：一次华丽的历史转身》）
话是能这么说，事儿也能这么干，但最终还是要看其结果如何。
公元1261年，李?之乱发生，这是一个汉人发起的一场反叛蒙古动乱。李?是当时汉地实力最强大的世侯，自其父以来统治山东东部达三十余年。他起兵前曾与其他世侯有所联络，满以为这些对蒙古统治同样心怀不满的军阀会响应他，结果却是应者寥寥。
忽必烈迅速平定李?之乱，从此开始疏远汉人，不但取消了汉人诸侯的封邑，禁止民间私造私藏兵器等，甚至连此前被重用的史天泽、刘秉忠、赵良弼等都受到怀疑，直接导致了后来“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允总管，回回人允同知，永为定制”的政策出台。四等人制即由此起源。
现在，让我们回到赵复“宋，吾父母国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上来，它不仅仅是简单地一句话，而是当时蒙古与中原文化难以调和的矛盾，忽必烈显然是没听懂这句话的。这里面有一个“客”与“主”的关系，而在中国的古语里有句“客随主便”，忽必烈显然是没有遵从这一点的，因此，也谈不上有人所谓的“完全儒化”。（文/路生）
结语：如此一说，“父母国”便和“四等人”有了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历史告诉人们，仅靠武力征服中原汉地是没有用的，相反，这会直接导致被征服的中原汉地文化在后来的反征服。也许，这一刻，元朝的短命似乎已经被注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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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儒十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