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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饭后抄了遍《枯树赋》，字还是丑。
抄到“扶风则长松系马”句，忘了什么典故，上网一查。
想到古人真是厉害。先秦两汉，士人需要记忆的文本尚不多；三国两晋，诗文渐繁，一堆名士又不安分，各种言行都成后世故实；再往后，唐宋人需要熟记的，已不得了——苏轼写公文援引经典，从不翻书查证，便足使人骇服；到明清，典故的增速已放缓，本朝人自己造的典故也大不如前代之多，但前代人的文辞逸事，这时又已沉淀为新的典故。对记忆的要求越往后越高，这算是国人为“从未间断的文明”所付出的一个小小代价。
直到旧的文体随着旧的国家体制一并坍塌，附丽于文言上的典故终于也无所着落——一小部分栖身于僵化的成语中。若非如此，我好奇古人的大脑皮层会在清朝以后的第几个朝代，因超载而坍塌？后来的事都知道了：文言废，白话兴，群寇平，天朝立，国人终于焕然一新、集体失忆，把万重山似的旧朝掌故抛出云霄。考试有“雷锋牛顿爱迪生，李白铁杵磨成针”，便足称雄。语文课本上，如有“典故”二字，前缀也跟定了是“堆砌”。
典故是什么？无非是古代的梗。文人间的暗语，书卷里的黑话。古人读遍了三坟五典、七发九辩，尚不足夸耀；把那些辽远的事、飘忽的声音纯熟地织进自己的文辞里，这才算粗粗地“通”了。演变到后来，用典成了一项硬性技术指标，事情就开始糟：隶事用典，渐从增添韵味的妙法成了夸耀库藏的手段，从最初的会心一笑变成了后来的抓耳挠腮。到一些用典晚期患者如乾隆之流那里，更成了一种不限密码本的解码游戏。汪曾祺一篇小说里提到当地有座来蜨（蝴蝶）园，当地士绅们纷纷题咏——“大都离不开庄周，这也是很自然的。”可见僵化之一斑。袁枚等人树起的“性灵”旗帜，主要就是反用典生硬；到王国维，干脆就反用典。那已经是古典诗人的黄昏了。树的什么，反的什么，都黯下去了。
如果文字只是表达的工具，应当务求其轻、其快、其锋利，那么典故是累赘，是古老的锈，它让语意变厚，变沉钝，是横在语意和真实世界间的壁垒；另一方面，如果说人类的文明就是工具上多余的雕花，那么典故自有其妙用：它让你的声音中包含另一种声音，把一些古旧的光彩隐藏在你文字的阴影里，一堆云烟缭绕的情节将悬浮于你的文本之上，为你的表达附加无形的重量。当然，这都是在文言的语境里。现代汉语强行用典故，容易像程蝶衣所说，穿着革命小将的行头唱姹紫嫣红开遍，“总不是那个味。”
而白话的语境，恐怕连典故都不会再产生了。这时代在语言的记忆中所留下的，也许只有些速朽的梗，可供一笑。是因为白话在我们手中用得不够优美，还是我们的所作所为不够优美？其实计较起来，典故还是有的：“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你问我支持不支持，我当然是支持了”这样的“典”留给后人，没准反倒就传之不朽了。
古人从未意识到典故是脆弱的东西。他们没有设想过有一天那些巍峨的典籍、那些众人皆知的条目会突然冷却、蒙尘，或干脆化为余烬。假如《搜神》、《列仙》在唐朝之后就失传了，那么“萼绿华来无定所，杜兰香去未移时”就顿失矜贵，成了含义不明的语句，也许专家还会考证出萼绿华和杜兰香是李商隐在勾栏中的相好；如果记载杜牧和沈约行政级别的档案一并缺失，那么“司勋绮语焚难尽,仆射余情忏较多”的句首就剩下两个莫名其妙的官职。李四传经心事违，张三抗疏功名薄，原来面目复谁知？所有典故，都将随我们失忆的加深，尽数化神奇为腐朽，逐一变明珠为鱼目，茫然瞪向历史的黑窟。任你用典用得如何高妙，如何精微，如何举重若轻，如何宛然天成，都化作不可解的符号——文字是符号，文学是符号构建起的空中楼阁，那么用典，就是在虚空之上构建虚空。看古人是如何兀兀穷年、如痴如醉地在云烟上建起森森殿宇，再反观我们脑中的空空荡荡，就知道文辞是多么不足恃的材料。
所幸，语言还是有记忆的。文言和白话，如海水和沙滩，没有明晰的边界，两者倒像是前世今生的关系。于是在我们语言习惯的深处，还幸存着一些叆叇的情节，一些支离的词句，一些闪烁的字眼。当我敲击着键盘上的字母时，它们幽幽浮现，如白头宫女的低语，向我暗示着宫殿曾经的轮廓。
公号：深山电报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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