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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无行 是成语吗？
文人无行复是成语。
文人制无行
【拼音】：wénrénwúxíng
【解释】：喜欢玩弄文字的人，品行常常不端正。
【出处】：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文人无行zhidao，信乎？”
【举例造句】：我们必须把‘文人无行’这句丑话刷洗干净，连一点痕迹也不留。★老舍《反对文人无行》
【拼音代码】：wrwx
【用法】：作谓语；指文人作风
您好，文人无行是成语，copy
文人无行[wénrénwúxíng]
详细解释
1.【解释】百：喜欢玩弄文字的人，品行常常不端正。
2.【示度例】：决不能让文人无知行的现象继续存在。
3.【语法】：主道谓式；作谓语；含贬义
历史上非常有才，但是名声特别差劲的人物都有谁
1、铁骨铮铮郭大虾
这个各位已经很清楚的。我朝的最典型的一位人品差的大师。不过人家文采确实厉害，我个人感觉和胡适不相上下。
人品差的分数：89.
骨气不怎么样，但确实没干什么大的坏事。
2.蔡京
大书法家，诗词、散文的造诣也不错，当时的大才子。但也是一个大奸臣，“六贼之首”。年轻时候还也王荆公的得力助手。
人品差的分数：99
这个已得历史臭名，分数自然高。祸国殃民级别的。
3.沈括
《梦溪笔谈》的作者，我国历史上最卓越的科学家之一，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
在诸多伟大称誉之外，作为王安石手下的沈括，政治嗅觉异常灵敏，是一个检举揭发的“高手”，非常“小人”地干过文字狱的勾当。
人品差值：94
坑坏了自己的朋友苏轼，导致了著名的“乌台诗案”，可恨啊。卑鄙的政治手段，嫉恨的苏轼的才气。
4.大诗人宋之问
初唐著名诗人宋之问,诗才一流,为律诗定型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宋之问在历史上名声很臭,皆因世人认为其品行恶劣,为人不齿。其对武则天阿谀奉承，宁为面首。甚至为了一首“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名句，害死自家的侄子刘希夷。
人品差值：91
一个典型的文高而品劣的文人。文不如其人，文人无行，在宋之问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5.悯农诗人李绅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作者，似乎是早年就认识到社会的真相，所以后来为官后“渐次豪奢”，一餐的耗费多达几百贯。他特别喜欢吃鸡舌，每餐一盘，耗费活鸡三百多只，院后宰杀的鸡堆积如山，与他同一时代的众多文人皆对其嗤之以鼻。
为人卑劣，在政治上喜欢拉帮结派，敌视自己的恩师韩愈，并且制造“吴湘冤案”。
人品差值：95
年轻时和为官后的表现，相差极大，错的是谁呢？是社会还是自己。
（不过吃鸡翅的事貌似有人出来澄清过了）
6.汉奸赵孟頫
元代著名大画家，大书法家，博学多才，能诗善文，被称为“元人冠冕”。
鉴于古人的“忠孝”思想，为仕于二朝为人所唾弃，“薄其人遂薄其书”，很多人贬低赵孟頫的书风，根本原因是出自鄙薄赵孟頫的为人。
人品差值：83
为了荣华富贵，毫无骨气。他和颜真卿，可形成强烈对比。颜真卿是字如其人，正。赵孟頫，也是字如其人，美而不正。
7.钱谦益
钱谦益是明末清初颇负盛名的诗人，是当时公认的“江左三大家”之一、诗坛领袖。由于他的“首鼠两端，居心反复”的人品，长为世人所鄙视，旧朋故人多与之绝交。
在清朝当权者眼里他是“贰臣”，把他列入《明史.贰臣传》之首，说他“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
人品值差：90
秦淮八艳柳如是的老公，明灭时，柳如是劝钱与其一起投水殉国，钱沉思无语，最后说∶“水太冷，不能下”。极为喜感。
8.怕老婆的汉奸——周作人
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才华比他哥哥更大。但思想境界不深。
因为怕日本老婆，导致和兄弟不和睦，因为怕日本老婆，自己委身于汪伪政权，成为一个大汉奸。
人品值：81
什么叫遇人不淑，周作人是也！传说是鲁迅偷看弟媳妇洗澡，你信吗？我看过周作人媳妇的照片，那样子，我是肯定不相信的。何况，日本女人，相信大家看日本动作片也不少了，大概也了解一二吧。
9.道德圣人——朱熹
南宋著名的思想家，孔孟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人品极差的朱元璋似乎格外爱好这位异世知己，为其提升到圣人的地位。
严于律人，松于律己。道德文章做得漂亮，可个人私德却并不怎么样，他逼迫严蕊的行径更加令人感叹。因唐仲友的永康学派反对朱熹的理学，朱熹连上六疏弹劾唐仲友，甚至娶尼姑。这个有历史记载的。其它比如儿媳妇的，只是传言。
人品差值：sss
这个就像臧克家的考试作文，可以给0分，也可以给100分。
10.高适
我国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世称高常侍。当年他和李白，杜甫三位好基友结伴而行，游山玩水，绝对是我国文坛史上继孔子老子相交之后的大事件。
三人感情至深，甚至到了“醉眠秋共被，携手同日行”的程度。可见关系何其真挚！但安史之乱爆发后，李白一失足成千古恨，入了李璘的幕府。而高适站在唐肃宗一边，三人自此关系分裂，后李白被捕入狱，求救于高适。高适有能力解救，却冷眼旁观，无动于衷，甚至把两人曾经相交的诗词都烧毁。
人品值：60
鉴于他对杜甫的帮助极大。但对李白却是无情。所以在及格之间。可叹是，政治使人格产生异化。
11.余秋雨
余秋雨是继承了中国当今散文的大成者。
网上传言对其争论很多，说余秋雨的人品一般，一是自称国学大师，二个是在四川灾区捐款假捐款、诈捐。三是：关于其曾为“四人帮”领导下的小组“石一哥”的成员的事情。
其实也没什么，人家陈帅儿子小鲁都认了。大家也没怪他什么。过去了就过去了。可否认，好像就不太好吧。
人品差值：69
其实也没什么。只是破坏了不少人心中的文学大师的完美形象。
文人画的创始人 到底是苏轼还是王维！！文人画到底和士人画是不是一个概念！？两者是什么关系！？
创始人：唐代王维
详见：http://baike.baidu.com/view/6970.htm
区别：
长期以来，我们把文人画和士人画（又称士夫画）等同起来，这其实是一种偏见。我们知道，文人士大夫参与绘画在汉代便已出现，进入魏晋就更多了。但文人画的正式提出是在北宋，到了元代则成为画坛的主流。不过这样的认识是有局限的，因为一直到元代，并没有“文人画”这一术语，北宋苏轼也好，元代钱选、赵孟頫、吴镇、黄公望也好，他们所说的都是“士人画”（或“士夫画”）。“文人画”的正式提出，是明代董其昌，他所说的“文人画”家，如王维、李成、黄公望等人，都是唐宋的“士人画”家。由于人们习惯上将“文人士大夫”并称，到了明代后期，读书界文人之多远远超出了士人，文人和士人的概念便混淆了，将二者等同起来，甚至取消了“士人画”的概念，一直到今天。
要弄清文人画和士人画的异同，首先需要认清文人和士人的异同。文人和士人都是读书人，这是二者的同。但读书人并不一定都是文人，也不一定都是士人。文人和士人只是读书人中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一大部分。顾炎武《日知录》论唐制有六科：秀才、明经、进士、明法、书、算。通经又有实际才干者为秀才，通经义为明经，而擅长诗赋者为进士。这实际上正是士人和文人的分别。士人所治的是经纬天下的学问，而文人所治的是诗词文赋，汉代杨雄称为“雕虫小技”。在明中期之前，士人和文人不是一个概念。
什么是文人呢？就是以诗文为业的人。读了书、识了字，以诗文为业就是文人，以农牧为业就是农人，以商贾为业就是商人，以僧侣为业就是僧人。文人的读书识字，不是用来治理天下，而是作诗文辞赋。
士人肯定都是读书识字的，但他们却不以诗文为业，即使他们也作诗文，但他们却在“志于道”。什么“道”呢？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也就是以天下是非风范为己任，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上古的“士”指三教九流的通称，并不是专指儒家“志于道”的士。儒家的士，是指“自强不息”的君子，他们不是以诗文为业，而是为了天下民生。他们的理想是学而优则仕，治国平天下，在其位谋其政。如果学而优仍不能仕，则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以独善其身的方式推广天下为公的理想。
元代以前文人和士人的关系是明确的，南怀谨先生曾说过，社会更需要的是经纬之士，某些文人多一个少一个关系不大。文人以诗文为专职；士人以天下社会民生为专职，做官的忧君忧民，不做官的也忧君忧民，工作之余诗文也可以作的很好，甚至比专职文人作的还好。文人做官做不好，用诗文也是解决不了天下苍生问题的。
明代中后期开始，文人、士人界限混淆，读书界风气变坏。本来读书界中的士人是表率天下是非风范的主流，是志于道和天下为公的。但是，这样的人基本没有了，文人成为主流，学而优则仕的目的不是为了天下民生，而是以自我为中心，为了实现自我的价值。结果，做了官，作为既得利益者，不能达则兼济天下，而是达则明哲保身，如董其昌等；甚至达则祸国殃民以利己，做不了官，作为未得利益者，不是穷则独善其身，而是穷则怨天尤人，如徐渭等。这样一批读书人，便被统称为文人。当时认为是士风大坏、儒学淡泊，不可收拾，读书人都是“急火攻心”、文人无行。顾亭林的《日知录》所以痛斥文人，再三告戒读书人不要沦为文人，认为“通鉴不载文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读书人更应该作为士人，居四民之首，成为社会风范的表率。后来的梁启超则认为，这一时期发达的读书人是“上流无用”，不关心天下民生，只图明哲保身和既得利益；而失意的读书人是“下流无耻”，为了一己未得而欲得的利益胡作非为，怨天尤人，斯文扫地。他们的人生目标，不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是个人的“出人头地”；为此可以不择手段，同时又择一切手段，朱维铮先生称为流氓手段，这就是所谓“文人无行”。
自古以来，文人大多个人思想较重，无行的也多。但古代时，因为士不仅是四民之首，表率全社会的风气，更是读书界的主流，所以小部分文人的自我意识便不能不有所收敛。而明中后期，隆庆、万历开始，士变质成了文人，成了读书界的主流，所以文人无行就得以肆无忌惮地膨胀、泛滥。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隆庆、万历是个分水岭，这是学术界的共同认识。尽管对这一变是好是坏有完全不一样的评价，但对这一事实的认同则是完全一致的。既在此之前，士人表率的社会风气，强调社会价值大于个人价值，强调秩序、规范。大多数学者认为这一变异导致了士风乃至整个社会风气“糟得很”；但也有学者认为“好得很”：之前“专制的中世纪”，而从此开始则体现了“走出中世纪”的现代精神。尤其在书画界，对这一变更是作为由“落后”转为“先进”来认识、评价、褒扬的。例如黄宇仁的《万历十五年》把中国政治史的转变定于这一时期；梁启超《近三百年学术概论》也把中国学术史的转变定于这一时期；朱维铮的《走出中世纪》同样也把中国思想史的转变定于这一时期。
来源：
文人无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