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容成语与民同乐的意思及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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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被贬却能与民同乐，你怎么理解

这里我们有必要弄清楚什么是“与民同乐”，它究竟是不是就是我们一般意义上所谓的什么与老百姓喝喝酒逛逛山赏赏月看看灯？“与民同乐”盖出于《孟子》。在《孟子·梁惠王下》中有这样两个故事，一个是：臣请为王言乐：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钥之音，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猎，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钥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田猎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另一个是：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王曰：“贤者亦有此乐乎？”孟子对曰：“有。人不得则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看来孟子所谓的“与民同乐”是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即作为统治者要有推己及人的情怀，“饱而知人之饥，暖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寒”，关心百姓，体恤百姓，关心民生疾苦，一句话就是要“乐以天下，忧以天下”，惟有“乐民之乐者”“忧民之忧者”才能达到“民亦乐其乐”“民亦忧其忧”，所以“与民同乐”的根本意义不是什么形式上的乐乐而已，而是一种“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民本情怀，是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天下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的“与民同乐”的“乐”其实是“忧”，是“与民同忧”的忧患意识，体现的是贯穿于整个中国传统优秀文人的济世思想，那种建立在个人得失意识之上以一己之忧乐为忧乐的“独乐乐”决不是孟子所宣扬的“与民同乐”，是有其名而无其实的。那么如何“与民同乐”？孟子以为关键是要施行仁政，而施行仁政的关键则在于爱民。不爱民，那是不仁的，“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因此孟子总是想给我们构建一个理想的世界，并以此谆谆教诲那些“劳心者”。这一点在《孟子》中是很多见的。如：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如：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如：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孟子对那种不关心百姓疾苦的统治者是深恶痛疾的，在他的眼里这样的人简直就是野兽，“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所以简单从欧阳修与民游游山玩玩水喝喝酒野野炊或者“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得出《醉翁亭记》的主题是什么“与民同乐”显然是与孟子“与民同乐”相悖的。同样对于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己任的欧阳修（参看欧阳修的生平）来说，与民游游山玩玩水喝喝酒野野炊就是“与民同乐”同样也是对他的一种莫大的误解，甚至是侮辱。细查欧阳修在滁州的作为，他还是做了很多事情的。庆历五年，受“庆历新政”之祸，欧阳修远放滁州。滁州地僻物丰、民风纯朴。冬闲修城墙，操练士兵，“时集州兵弓手，阅其习射，以警饥年之盗”，以保一方平安；旱则亲领百姓娱神求雨，以求一方富庶……。“越明年，政通人和”，在致梅尧臣的信中，欧阳修得意地说：“小邦为政期年，粗若有成，故知古人不惑小官，有以也。”看来欧阳修在滁州不是无所事事，只要我们看看与《醉翁亭记》齐名的《丰乐亭记》我们就不难发现欧阳修的自得与满足。“修之来此，乐其地僻而事简，又爱其俗之安闲。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间，乃日与滁人仰而望山，俯而听泉，掇幽芳而萌乔大，风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时之景无不可爱。又幸其民乐其岁物之丰成，而喜与予游也。因为本其山川，道其风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丰年之乐者，幸生无事之时也。夫宣上恩德，以与民共乐，刺史之事也。遂书以名其亭焉。”“宣上恩德，以与民共乐，刺史之事”那是一种为官一方造福一方的责任，“民乐岁物之丰成”、“民安此丰年之乐”那是一种对自己执政的委婉悦己的自我肯定，“与滁人仰而望山，俯而听泉”是民因为“休养生息”而“喜与予游”的喜悦。这里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是民“喜与予游”而不是我欧阳修喜与民游。它全然没有了我们一般意义上理解那种“与民同乐”的粉饰与做作，更没有高高在上的赏赐与矫情，它是发自百姓与欧阳修内心的自愿与自觉，体现的是官民之间社会之间的和谐与人性。有人说如果《醉翁亭记》写的是出世的欧阳修，那么《丰乐亭记》则是入世的欧阳修，我以为不管是出世还是入世，体现的都是欧阳修“处江湖之远”之时的一种胸襟与气度——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这才是《醉翁亭记》中欧阳修“与民同乐”的真正意义。清人储欣在《唐宋八大家类选》说：《醉翁亭记》“与民同乐，是其命意处，看他叙次，何等潇洒。”清人余诚《重订古文释义新编》也说：“至记亭所以名醉翁，以及醉翁所以醉处，俱隐然有乐民之乐意在，而却又未尝着迹。”只有深入把握这些隐于文字背后的作者的情怀与命意，我觉得才算是真正的读懂了《醉翁亭记》，才算真正读懂了欧阳修，才算真正读懂了什么叫“与民同乐”。

庄暴见孟子······与民同乐也。翻译

庄暴见孟子，曰：“暴见於王，王语暴以好乐，暴未有以对也。”曰：“好乐何如？”孟子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他日，见於王，曰：“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王变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庶几乎。今之乐犹古之乐也。”曰：“可得闻与？”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人。”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众。”“臣请为王言乐。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籥之音，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於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猎，夫何使我至於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籥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田猎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

翻译

庄暴来见孟子，（他对孟子）说：“我被齐王召见，齐王把（他）爱好音乐的事告诉我，我没有什麼话用可来回答。”庄暴又问：“爱好音乐，那怎麼样呢？”孟子说：“如果齐王（果真）很喜欢音乐，那麼齐国治理得大概很不错了吧。”

有一天，孟子被齐宣王接见，（孟子向宣王）说：“君王曾经把（您）爱好音乐的事告诉庄暴，有这回事吗？”宣王变了脸色说：“我不是能爱好古代圣王的雅乐，只是爱好世俗一般流行的音乐罢了。”（孟子）说：“只要君王（果真）很爱音乐，那麼齐国就（治理得）差不多了。当今的音乐和古代的音乐是一样的。”（宣王）说：“（这个道理）可以说来听听吗？”（孟子）问道：“一个人单独欣赏音乐快乐，跟别人一起欣赏音乐也快乐，哪一种更快乐呢？”（宣王）说：“（自己欣赏音乐）不如跟别人一起欣赏音乐更快乐。”（孟子又）问：“跟少数人一起欣赏音乐而快乐，跟多数人一起欣赏音乐也快乐，哪一种更快乐呢？”（宣王）回答：“不如跟多数人一起欣赏音乐更快乐。”（於是孟子又）说：“请让我给君王谈谈关於欣赏音乐的事吧。假如现在君王在这裏奏乐，百姓听到您的钟、鼓、箫、笛的声音，都觉得头痛，愁眉苦脸地互相转告说：‘我们的君王这样爱好音乐，为什麼使我们落到这样坏的地步呢？父子不能见面，兄弟东奔西跑，妻子儿女离散。’假如现在君王在这裏打猎，百姓听到您的车马的声音，看到仪仗的华丽，都觉得头痛，愁眉苦脸地互相转告说：‘我们的君王这样爱好打猎，为什麼使我们落到这样坏的地步呢？父子不能相见，兄弟东奔西跑，妻子儿女离散。’这没有别的缘故，（只是您）不肯和百姓同欢乐啊。假使君王在这裏奏乐，百姓听到君王钟、鼓、箫、笛的声音，都兴高采烈地互相转告说：‘我们的君王大概没有疾病吧，不然，怎麼能奏乐呢？’假如现在君王在这裏打猎，百姓听到君王车马的声音，看到仪仗的华美，都兴高采烈地互相转告说：‘我们的君王大概没有疾病吧，不然，怎麼能打猎呢？’这没有别的缘故，（只是因为您能）和百姓同欢乐啊！如果现在君王能和百姓同欢乐，就能统一天下了。”

古代与民同乐的人有多少

中国民本主义文化源远流长。早在《尚书》中便有“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1]”、“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2]、“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3]”、“治民祗惧，不敢荒宁[4]”和“唯王子子孙孙永保民[5]”的说法。春秋时期的民本思想则主要散见于《左传》、《论语》、《墨子》等典籍。孔子继承了《左传》中所述的民本思维，大力反思了国家暴力，提出“仁者爱人”原则，主张重教化而轻刑罚，强调“使民如承大祭”[6]。

战国时民本思潮进入鼎盛阶段。孟轲呼吁救民于“倒悬”及“水深火热”中，强调从“恒产”着手建立和谐社会，在君民关系上则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并深入阐发了“忧民之忧”及“与民同乐”的思想。荀况也发出了许多振聋之音，如“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7]”和“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8]”。经历朝承扬，这种思想后为诸多典范津津乐道，如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9]”和郑燮的“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10]”。墨家的“兼爱”、“非攻”和道家的“无为”思想中也体现出了强烈的民本愿望。因此，古代中国并不缺乏“亲民”主张。

然而，商鞅、韩非的法家思想和李劼所归纳的《三国演义》权术文化严重影响了民本政治在中国的落实[11]。举法家为例，我们知道它的“法治”主张决非现代法治思想。现代法治崇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家之“法”却维护最高统治者的至尊地位。更重要的是，法治的意义乃在于维护公民不可剥夺的个人自由，而法家的使命则在于维护君主专制制度。韩非尝言：“凡所治者，刑罚也[12]”、“刑胜而民静，赏繁而奸生。故治民者，刑胜，治之首也；赏繁，乱之本也[13]”。韩非甚至告诫人君，臣子即使陈言有功，要是“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14]”。臣子尚是草芥，所谓民者，更是“刑”之对象。

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堕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鍉，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15]”。如此之下，“焚书坑儒”后，推行暴政的秦“二世而亡”，并非什么希奇事。两汉初期均实行了“休养生息”的民本政策，孟子“仁”的主张部分得以落实，不过屠戮功臣则体现了法家的权术思维。刘彻“罢黜百家”后，孔孟奉为国师，只是董仲舒的“君权神授”本非儒家主张。

“百代都行秦政制[16]。”所谓秦政制，是商鞅、韩非们的政制，是“焚书坑儒”的政制，也即儒家所鄙夷的“小人政治”。因此，即使“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历朝历代并未放弃以法家治国的方略，奉行“内法外儒”。此种主张下，战乱频仍，生灵涂炭，即使在和平年代也难免“苛政猛于虎”，无怪乎周树人要诅咒传统中国“满纸的仁义道德，实际上都是吃人的记录[17]”了。其实，“五四”仁人力陈之儒家罪恶，大抵多是“刑治”的恶果。

这里的“仁义道德”乃是儒家之“仁义道德”。换而言之，是“刑”在吃人，而非“礼”在吃人。绝对权力吃人，为了制造其合法性形象，必需讲究个吃法。大小人物心惊胆战地生活，生怕随时被剥夺自己的生命、财产和幸福的机会和可能。《三国演义》便强烈体现着这种恐怖情绪。恐怖之下，必然是权术。今天看来，这种演义文化的实质是权术文化。这种文化，一向为我们所忽视、却在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中反复出现，甚至是支配中国政治生态的一个核心因素。它的危害，李劼说得清清楚楚：

《山海经》里女娲补天和精卫填海那样的优美，在《三国演义》中全然被阴暗的心机和阴狠的权谋所取代。《山海经》传统里的那种君子有所不为、君子有所必为、君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那样的英雄气度，全然被君子无所不为、无毒不丈夫之类的阴狠所取代。《三国演义》按照这样的权力崇拜和无毒不丈夫的原则，塑造了曹操式的乱世奸雄。与历史上的曹操全然不同的演义型“曹操”，集野心家阴谋家于一身，为了权力无所不用其极。过去《山海经》里的那种强健和强壮，到了《水浒传》里变成了强横和强暴。整个民族在精神和文化上的沦落和整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创伤互为因果，彼此恶性循环。[18]

谈及中国社会系统衍变，别小看这种权术文化。它上不了公堂，却也深深影响了中国的官场政治。《山海经》里的角色，无论是填海的精卫，还是逐日的夸父，或是射日的后羿，都体现着强烈的反抗专断力量的精神。可是在国家政权的专断力量面前，这种个体反抗道路是那么绝望。因此，儒家民本的美好理想，到了专制王朝的末期，往往是民怨沸腾。《红楼梦》里有个“护官符”，便是这种阴暗权势的政治符号。当代的吴思写下的《潜规则》这本著作，实在是对民本政治理想失落一个很好的注解了。

法家专制思想和权术文化相结合之下必然是一个阴暗而恶毒的非人道社会。且不说现代性的“以人为本”，即使连“为民做主”这样的官场道德底线也荡然无存。对此，我们只要看一下明代政治便可一目了然。小农出身的朱元璋对《孟子》里的民本思想尤其不满，下令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和“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等章句删除，编辑为《孟子节文》。朱氏甚至下令将孟轲牌位撤出文庙，取消其配享资格。于之相伴，不自觉奉行法家专制思想的朱元璋及其后世君主设立“锦衣卫”秘密警察机构实行特务政治。这一制度肿瘤乃是明朝朝政衰败的直接原因。伴随朝政衰败，便是民之不聊生。

其实，只要放眼整个中国古代史，单就政治思想而言，我们很容易发现儒家思想从未在中国政治文化系统中居于绝对主导地位。在诸多思想流派中，笔者前述具备较大影响力的法家思想和《三国演义》权术文化在民本政治的落实层面更未起到多少正面意义，反而严重取消了儒家民本思想的对君主个人道德净化的鞭笞作用

醉翁亭记中与民同乐的语句

《醉翁亭记》中与民同乐的语句：

语句：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

白话译文：人们只知道跟着太守玩乐，却不知道太守因为人们的快乐而感到快乐。

此文出自宋·欧阳修所写的《醉翁亭记》

《醉翁亭记》原文：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

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至于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

《醉翁亭记》翻译：

环绕滁州的都是山。那西南的几座山峰，树林和山谷尤其优美。远远望过去树木茂盛，又幽深又秀丽的，是琅琊山。沿着山路走六七里，渐渐听到潺潺的流水声，是一股水流从两峰之间飞泻而下，是酿泉。

泉水沿着山峰折绕，沿着山路拐弯，有一座亭子像飞鸟展翅似地，飞架在泉上，那就是醉翁亭。建造这亭子的是谁呢？是山上的和尚智仙。给它取名的又是谁呢？太守用自己的别号（醉翁）来命名。

太守和他的宾客们来这儿饮酒，只喝一点儿就醉了；而且年纪又最大，太守用自己的别号（醉翁）来命名。醉翁的情趣不在于喝酒，而在欣赏山水的美景。欣赏山水美景的乐趣，领会在心里，寄托在酒上。

至于太阳的升起，山林里的雾气散了；烟云聚拢来，山谷就显得昏暗了；朝则自暗而明，暮则自明而暗，这就是山中的朝暮。野花开了，有一股清幽的香味；好的树木枝繁叶茂，形成一片浓密的绿荫；风高霜洁，水落石出，这就是山中的四季。

扩展资料

写作背景：

《醉翁亭记》作于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年），当时欧阳修正任滁州太守。欧阳修在滁州实行宽简政治，发展生产，使当地人过上了一种和平安定的生活，年丰物阜，而且又有一片令人陶醉的山水，这是使欧阳修感到无比快慰的。

但是当时整个的北宋王朝，虽然政治开明、风调雨顺，但却不思进取、沉溺于现状，一些有志改革图强的人纷纷受到打击，眼睁睁地看着国家的积弊不能消除，这又不能不使他感到沉重的忧虑和痛苦。

这是他写作《醉翁亭记》时的心情，悲伤又有一份欢喜。这两方面是糅合一起、表现在他的作品里的。

作者简介：

欧阳修（1007—1072），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天圣八年（1030年）进士。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历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宋神宗朝，迁兵部尚书，以太子少师致仕。卒谥文忠。

《醉翁亭记》中与民同乐的语句:

【语句】：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

【释义】：人们只知道跟着太守玩百乐，却不知道太守因为人们的快乐而感到快乐。

【拓展】：《醉翁亭记》简介

《醉翁亭记》是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创作的一篇散文。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年），参知政事范仲淹等人遭谗离职，欧阳修上书替他们分度辩，被贬到滁州做了两年知州。到任以后，他内心抑郁，但还能发挥“宽知简而不扰”的作风，取得了某些政绩。《醉翁亭记》就写在这个时期。文章描写了滁州一带朝暮四季自然景物不同的幽深秀美，滁州百姓和平宁静的生活，特别是作者道在山林中与民一齐游赏宴饮的乐趣。全文贯穿一个“乐”字，其中则包含着比较复杂曲折的内容。一则暗示出一个封建地方长官能“与民同乐”的情怀，一则在寄情山水背回后隐藏着难言的苦衷。正当四十岁的盛年却自号“醉翁”，而且经常出游，加上他那“饮少辄醉”、“颓然乎其间”的种种表现，都表明欧阳修是借山水之乐来排谴谪居生活的苦闷。作者醉在两处：一是陶醉于山水美景之中答，二是陶醉于与民同乐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