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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贤是什么意思？
伯父布鲁海牙尝曰：“是儿刚果，当大吾家。”年二十余，与从兄希宪同侍世祖，出入禁中，小心慎密。至元初，北部王拘杀使者，世祖选使往谕之，廷臣推希贤。至则布上意，辞旨条畅，王悔谢，为设宴，赠貂裘一袭、白金一笏。还奏，帝喜，赐以御膳。寻进中议大夫、兵部尚书。
左丞相伯颜伐宋，既渡江，至元十二年春，授希贤礼部尚书，佩金虎符，与工部侍郎严中范、秘书丞柴紫芝持国书使宋。三月丙戌，至广德军独松关，守关者不知为使，袭而杀之。张濡以为己功，受赏，知广德军。明年宋亡，获张濡杀之，诏遣使护希贤丧归，后复籍濡家赀付其家。希贤死时，年二十九。
清廉贤明是什么意思？
胡林翼特别感到痛心的是，一些有足够权势能把衙役拒之门外的所谓“大户”通常能免缴浮收，甚至免缴正规的赋税。大部分田赋实际上落到了“小户”身上，这些通常是平民身份的小地主防止额外课税的最好办法是贿赂胥吏衙役以换取较轻的税额，或者去寻求绅士(他们通常为了从中获利，包揽了小土地主赋税和浮收的缴纳)的帮助。胡林翼把小户的苦难主要归之于衙]胥吏差役，这些人与权势者相勾结，但对农民却冷酷无情，恰似禽兽之于“周围民居所在啄食之也”。
他要县令对违法衙役严惩不贷，直至将他们撤职或拘禁。但胡林翼也了解“陋规”常常是上面压力的结果，这种压力不但来自知县，而且来自府道。他在1857年的奏折中写道：“欲禁浮收，当先革冗费。”他确实下令废除了数种长期在许多省成为定例的小额冗费。
但胡林翼自己承认，湖北省的许多地方继续在搞枉法徇私的活动。曾国藩刚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几乎就立刻物色能代署知县的贤员，以便在安徽树立清廉的榜样。他请他的朋友们择才，“唯须得极清廉极贤之州县一二人，来此树之风声”。他因公务繁忙，无暇亲自过问，就把选用皖南代理官员之事交由有举人功名的学者和湘军统领李元度去办。
他告诫李元度说，“与民更始，庶几渐有转机”。曾国藩在安徽巡抚翁同书的勉强合作下，还想更换皖北的大部分官员。他写信向胡林翼求助：“皖北州县，一皆请公以夹袋中人才换之， 俟当附片奏之。”鉴于还有战争的紧急任务，看来在曾国藩自己的幕府中被认为适合当地方官或可调任地方官的人为数甚少。
曾国藩显然坚持他的“人存而后政举”的信仰。然而要举者是何政？曾国藩似乎把重振儒家守则放在比复兴经济更优先的地位。他在1860年7月署理总督时就向两江各省的官员和文人颁发文告，敦促官员要克勤克俭，并请绅士保举有才之士为政府效劳。他强调地方官员的紧急任务是提供救济，但不是给予农村居民，而是给落魄绅士和文人的家庭，特别是给予那些其家属因战争死亡的人。
曾国藩任总督后的第一个行动实际上就是设立忠义局。他请官员和文人向局提供殉国者的事迹，加以核实后上报清帝，以便能获准立碑和祠祀。曾国藩在1861年9月收复安庆后，确实与绅士们一起主办过济贫事业，给充斥在街头的难民施舍钱粮。但同时又在附近确有收成的农村每亩地征钱400文，以应付紧急的军需。他还优先重新开办敬敷书院，这是为应乡试的士子在安庆设立的学术机构。
曾国藩这时向三种人发出一系列恳挚的劝诫，他们是州县官员、委员(曾国藩称之为“向无额缺现有职事之员")和绅士。官员们应“以重农为第一要务”，这不仅是因为农民受害最深，更因为“军无粮则必扰民，民无粮则必从贼，贼无粮则必变流贼，而天下无了日矣”。地方官员应尽量减轻农民赋税，减少徭役，帮助治水，甚至帮贫苦农民购买牲畜。
州县官应俭朴不肥家私；他们应停止向上司送礼，这样就不需要再征收某些浮收了。州县官应迅速公正地解决诉讼，不惜严惩“恶人”。他写道，这是“不得不刑恶人以伸善人之气也”。但曾国藩没有强调也要严惩衙门胥吏差役。他在谈到他们时，只说州县官自己应该“一分一毫，一出一人，无不可对人言之处”，以为其部属树立榜样。
曾国藩对绅士，特别对那些组织地方团练并在开征维持它们的捐税中从中渔利的人，责难最为严厉。虽然湘军在早期已经吸收了一些团练，但他对它们是否有用则非常怀疑。他在1861年写道：“弟在军数年，一无所解，唯坚不信团练。闻人言团练大捷破贼者，则掩口而笑，掩耳而走耳。”他这时警告绅士，不论谁利用团练局向“愚懦”榨取钱财，将严惩不贷，“虽巨绅也属可诛”。
在当时的一封信中， 曾国藩含糊地提出，“古来保甲之法”足以维持地方的治安。但没有详细谈到怎样恢复此法。虽然曾国藩了解中国农村的一些根深蒂固的问题，但因显然全神贯注于军事和财政问题，无力再兼顾更治。他对“成法”坚信不疑。他希望任地方官的正人能“随事纳之准绳，庶不泥于例而又不悖于理”。
但他对他治下的新任州县感到失望。他在1862年初写信给安徽巡抚李续宜时承认，他选用的州县官员“皆不惬物望”，而李巡抚留用的那些人“也非称意之选”。曾国藩这时感到选用地方官的标准应予放宽：“中材”对事也许无大妨碍。他又准备了另一份候补官员的名单，要李续宜与他一起向清帝保举，以接替一些在职官员。 但新名单证明同样令人失望。
1863 年夏初他向郭嵩焘承认，自他任总督以来，“吏治毫无起色，可愧之至”。他又告诉郭嵩焘，他已上疏要求16名新获进士功名的人为江西的州县官员。显然他又恢复了传统的观点，认为那些通过最高级科举考试的人可能会成为最优秀的地方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