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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稷下学宫的历史上几场比较有名的辩论
一、发生在这里主要有四次辩论，主要都是百家争鸣学术讨论，详解如下：
1、王霸之辩
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起，称霸争雄，社会处于激烈动荡与变革之中，中国走向统一的大趋势已露端倪。怎样实现由乱到治、由分裂到统一？是实行王道还是霸道？稷下学者展开了大争论。儒家大师孟于明确主张重王道轻霸道。他认为，“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孙丑上》）。所谓的“霸道”，是仗恃国家实力的强大，假借仁义的各义，来称霸诸侯，征服天下。他反对霸道，认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
所谓“王道”，是依靠道德礼教而实行仁义，经仁义教化征服天下。他主张实行王道，因为这是“以德服人，中心悦而诚服也”。所以，当他的学生公孙立问他“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难道还不值得学习”时，他表现出不屑一顾，认为“以齐国来统一天下，易如反掌”。而公孙丑将他与管仲相比时，他更是愤愤然了。荀子则有所不同，他虽然崇尚王道，但面对当时盛行霸道的现实和对齐文化的吸收，也谈霸道。实际上他是主张在王霸井容的前提下，以王道为本（参见《荀子?王霸》）。管仲学派与孟、荀的王霸论又有所异。管仲学派主张王霸并举，是实行王道还是实行霸道，要针对具体情况而定，即“霸王者有时”，“以备待时，以时兴事”。他们认为，“强国众，合强以攻弱，以图霸；强国少，合小以攻大，以图王。强国众，而言王势者，愚人之智也；强国少，而施霸道者，败事之谋也。”还说：“战国众，后举可以霸；战国少，先举可以王。”（《管子?霸言》）可见，管仲学派的王霸学说更适合当时的时势，更具有现实性。
2、义利之辩
义利之辩是稷下学宫中百家争鸣的一个很普遍的辩题。孟子继承了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的思想，把义和利绝对对立起来，认为追求利必然损害义，为了保拿义，要“舍生而取义”，“二者不可得兼”（）。所以，梁惠王问他“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时，孟子直接了当地回答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并告诫梁惠玉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梁惠王上》）荀子则冲破儒家义利观的藩篱，在义利关系问题上的认识与社会现实联系在一起。他认为；“义与利，人之所两有也。
虽尧、舜不能去人之欲利，……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也。”（《荀子?大略》）人们对利的追求具有合理性，是人的本性，并举例说："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舜之所同也。“（《非相》）"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性情者也。”（《性恶》）荀子在认为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具有合理性的同时，又认为这种追求要保持一定的度，不能放纵。放纵逐利，就会导致社会的混乱。他在《礼论》中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无争。争则乱，乱则穷。”
那么，怎样才能使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保持一定的度呢？荀子认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制礼义以分之"（《王制》），用礼义把人们划分为不同的等"第，用礼义制约人们的物质欲望，教育人们"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导"（《荣辱》），反对"'唯利之求"（《王霸》）。这样做了，国家就会平治，反之，则会出现乱世，即所谓："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由此可见，荀子的义利观较之孟子的义利观少有片面性。管仲学派对义利关系的看法是义利并重。他们认为："厚爱利足以亲之，明智礼足以教之"（《权修》）。讲礼义教化，不忘记物质利益的激励功能；讲物质利益，也不忘记礼义教化的引导作用。二者相得益彰，相辅相成。故《版法》在讲了"必先顺教，万民乡风"之后，紧接着说："旦暮利之，众乃胜任。"
3、天人之辩
天与人，或说天道与人道，是中国哲学史上一对古老而又极其重要的范畴。中国古代哲学的产生与发展同天人之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天人之辩，首先要回答天是什么，然后再回答天与人的关系如何。
稷下各学派围绕天与人进行了交流与争鸣。孟子认为，天是人事的最高主宰，天命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在孟子看来，人民的降生。事业的成败、帝王的权位、天下的治乱，都是天的指令。实际上，孟子将天看成是一个至高无上的无所不能的精神性的实体。由此，他沿着“尽心、知性、知天”的思维模式和认识路线，建构了“天人合一”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
荀子关于天人关系的认识与孟子大相径庭。荀子认为，天就是自然界，其运行变化具有规律性，这种运行变作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即：“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荀子?天论》）荀子还认为，人是天下最珍贵的。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并且不是一般的部分，而是特殊的一部分。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王制》）荀子基于对天人关系的唯物主义认识，提出了“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的光辉思想，代表着稷下学宫中关于天人关系认识路线的一翼。
管仲学派对天人之辩的回答也是唯物主义的，而且更具有现实性，比如《管子，度地》将能根除水、旱、虫等五种灾害说成是人能主宰自然界。从具体的改造自然的实践中认识天人关系。"
4、人性善恶之辩
稷下学宫中，关于人性的善恶之辩，主要有三种代表性看法。这就是孟子的性善论、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论、荀子的性恶论。孟子的性善论。孟子说：“人之性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颗；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孟子?告子上》）可见，孟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因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和生来就具有仁、义、礼、智四种善端。至于人做了不善的事，不是因为其本性不善，是由于他自己不把握自己，被形势左右所致。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论。告子说：“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告子上》）
告子将人性比作水渠中的水，让它向什么方向流它就向什么方向流。人性的善端，不是生而就有的，是靠后天的教育和社会环境的熏陶而形成的。
荀子的性恶论。荀子和孟子一样，认为人的本性是生而具有的，然而他却得出了与孟子性善论相对立的结论--性恶论。为什么荀子会得出性恶的结论呢？荀子解释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嫉）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性恶》）显然，荀子认为在人性中，最能支配人类生活的是人的好利恶害之情，而好利恶害发展的结果，必然产生尔虞我诈、争夺、犯分乱理等不道德的行为，故说人性是恶的。他同时认为，这种恶的人性，经过后天的学习教育，注重对"人性"的改造，就可以做出善的行为。
此外，稷下学宫百家争鸣的内容还很多，如攻伐寝兵之辩、名实之辩、世界本原之辩等等。
二、补充解释稷下学宫：
稷下学宫，又称稷下之学，战国时期田齐的官办高等学府，始建于齐桓公田午。位于齐国国都临淄(今山东淄博市)稷门附近。
"稷"是齐国国都临淄城(今山东省淄博市)一处城门的名称。"稷下"即齐都临淄城的稷门附近，齐国君主在此设立学宫。故因学宫地处稷门附近而得名为"稷下学宫"(这与东汉时期的"鸿都门学"得名由来相同)。
稷下学宫是世界上第一所由官方举办、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的高等学府。中国学术思想史上这场不可多见、蔚为壮观的"百家争鸣"，是以齐国稷下学宫为中心的，官学为黄老之学。它作为当时百家学术争鸣的中心园地，有力地促成了天下学术争鸣局面的形成。
稷下学宫是世界上第一所由官方举办、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的高等学百府。中国学术思想史上这场不可多见、蔚为壮观的“百家争鸣”，是以齐国稷下学宫为中心的，官度学为黄老之学。它作为当时百家学术争鸣的中心园地，有力地促成了天下学术争鸣局面的形成。
在此期间，学术著作相继问世。有《宋子》、《田子》、《蜗子》、《捷子》等，今巳亡怯。另《管子》、《晏子春秋》、《司马法》、《周官》等书之编撰，亦有稷下之士的参与。由于不少人是善于把学术和回政治结合趁来游说当权者的能手，故在宣王时受上大夫称号之稷下士多达七十六人。稷下学官的存在，曾为当时百家争鸣开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促进了先秦答时期学术文化的繁荣。
秦国统一六国，最后一个灭掉的诸侯国是齐国，亡君姓田名建。但是，齐国的第一任君主却并不姓田，而是姓姜。这是怎么回事呢？
武王伐纣，商朝亡，周朝立。周朝立国后，大肆分封诸侯，劳苦功高的三军总司令吕尚，也就是世人所熟知的姜子牙，被“封师尚父于齐营丘”，于是，就有了齐国。
齐国立国后，最辉煌的时期是春秋五霸的第一霸齐桓公姜小白当政之时，“九会诸侯，一匡天下”，盛极一时。但日出总有日落时，到了春秋末年，齐国开始衰落，大权渐为卿大夫田氏控制。公元前391年，姜氏齐国最后一任国君齐康公沉溺酒色，丞相田和借机将其放逐到海上，只留一城之地作为食邑。这件事情在国际社会上无声无息，没有激起一丝涟漪。就好比班主任老师不好好教书，总是上网偷菜，班长就对他说：“你上墙角站着去。”他就去了。其他的班主任好像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这件事情一样，依旧该干什么干什么。
5年之后，即公元前386年，名誉校长周安王终于说话了。他说：“田和，你就当班主任吧。”于是，田和就当上了班主任，是为齐太公。这段“佳话”，史称“田氏代齐。”
齐国可以说是个“两截子”国家，由姜至田，中间有条缝。但这条缝，就象小时候同桌的男女同学用粉笔在课桌上画的那道杠。你说它没有吧，它就在那明晃晃；你说它有吧，只要轻轻那么一擦，就还是一张干干净净，完完整整的课桌。
衰落归衰落，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何况还没瘦死，只不过是打了个盹，齐国依然是个经济发达的大国。管仲相齐，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治国思想，对齐国的经济制度进行了彻底改革。齐国经济迅速发展，成为超级大国。开放的国家就进取务实、眼界高远、胸襟广阔、兼收并蓄。管仲遗留给齐国的这些物质和精神财富，同样也传给了田氏齐国。
不差钱，又有开放式的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田齐的君主们开始把眼光盯上了西部和南部的广茂大地。择机称霸，重塑齐桓公时期的辉煌，想想都令人激动。
可称霸要靠什么？人才！这时就有人出主意了：“咱不如办个大学，把天下所有名门大派的掌门人都请来，让他们在咱这搞研究，带学生。再给他们办一个定期的论坛，让他们辩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想说什么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骂谁就骂谁，骂者无罪，闻者足戒。咱们齐国呢，就博采众长，择其善者而用之，岂不美哉？”
好主意呀！说干就干，田齐的第二位君主齐桓公（哈哈，也叫齐桓公）田午命令国土局在临淄一处叫“稷”的城门附近划拨出一块土地，大兴土木，建设学宫。齐都临淄城稷门附近，就叫“稷下”，于是，学宫也就称为“稷下学宫”。齐威王时，学宫规模进一步扩大；齐宣王时，达到顶峰；齐闵王后期，齐国几乎被燕国灭国，学宫衰落；齐襄王时，虽有所恢复，但已难返鼎盛；齐王建时，齐国被秦国所灭，稷下学宫也随之寿终正寝，“寿命”约150年。
庙是搭起来了，怎么请神呢？有人就说了，只要你的“调调”唱的好，不用请，神仙自然来。什么是“调调”呢，就是办学方针。又经过一番讨论，这办学方针就定下来了：“不治而议论”。
“不治而议论”的办学方针这么一实施，再加上齐国派出宣传部长，到各诸侯国巡回宣讲，效果大好。
抛开政治立场和学术派别，齐国王室完全根据学者学问和成就的大小，分别授予“客卿”、“大夫”、“上大夫”等官职或者“先生”、“学士”等称号。被授予“客卿”、“大夫”、“上大夫”者，如邹衍、淳于髡、慎到等近百人，均赐给府邸，给与高昂的俸禄，并允许他们“不治而议论”。意思是说，不参与政事，专心议论学术、时政和治乱之策，并可以随时向国王提出，类似于现在的政策研究室等智囊机构。
在“不治而议论”的基础上，学者们还可自由讲学、著书立说。于是，众多学者冲破思想束缚，勇敢探求，大力创新，儒、道、法、墨、名、兵、农、杂、阴阳、纵横、小说等各家各派云集学宫，济济一堂，蔚为壮观。各派学术著作大量涌现，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稷下学宫俨然成为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其规模之大，人员之众，阵容之强，精英荟萃，已成绝唱。
与此同时，学者们还广收门徒，传道授业解惑，培养和造就出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众所周知的荀子，15岁就到此学习，后来成为了稷下的学术大师。而孟子两次入齐讲学，时间长达三十年，被授予上卿。淳于髡死后，其“弟子三千人为衰经”，场面之壮观，不输诸侯。学者们在讲学时，均无定规，可以自行其是。有的时候，甚至特别安排观点相左的两派学者共同上课，其场面之热烈，空前绝后。
对于在学宫学习讲学的稷下之士，学宫采取“来去自由”的管理方式。他们就象自由的鸟儿一样，“合则留不合则去”。这和春秋战国时期士人“择主而事”的模式，不谋而合。比如邹衍本是齐国人，在谡下学宫位在上大夫。因对齐闵王不满，他远赴燕国，为燕昭王师。齐襄王时，他又回到谡下学宫。齐王建时，他作为齐国使者出使赵国。这一切都很正常，就如吴起曾先后在鲁国、魏国和楚国为官一样，无可厚非。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对诸于百家的形成和“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都创建了良好的条件。
学宫还定期举办学术辩论会，“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也”。会上，各学派平等辩论，坦诚交锋，互竞短长，相互融通，来去自由，不搞一言堂，而搞群言堂。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历史、医、农等诸子百家的方方面面。只要有理有据，你什么都可以说；但是，你绝对不能什么都不说。正是在这一次次的辩论会上，各个学派都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主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稷下学宫的辩论舞台，见证了中国古代思想的大解放和大飞跃。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一次大黄金时代。不幸的是，也是唯一的一次大黄金时代。
让我们讲几个和稷下学宫有关的小故事，感受一下学宫自由激荡的氛围吧。
虽然田齐政府倡导的是黄老之学，但对其他学派同样非常尊重，绝不排挤打击。齐宣王曾多次向盂子问政，甚至象齐伐燕这样的重大决策，也向孟子征求意见。有好多次，争论起来，齐宣王被孟子弄得面红耳赤，“王顾左右而言他”，十分尴尬。但齐宣王毫不在意，依然对孟子非常谦逊和尊敬。尽管政见不合，但齐宣王还是给孟子提供大量经费，用于他的研究和教育事业。资助并培养自己的反对派，齐宣王的度量和气魄，令今人汗颜！孟子离开齐国时，齐宣王还全力挽留，并“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也就是打算给孟子建一座房子，并资助他收徒办学。
不仅听从大牌的意见，连学宫中名不见经传的小字辈，也可以当面批评齐宣王。有个叫王斗的人，就曾经当面斥责过齐宣王，并理直气壮地强调：“士贵君不贵”。齐宣王和颜悦色地说：“先生说的是，请先生一定监督我的作为，时时指出我的过错。”
还有个叫钟离春的女子，就是被后世称为“四大丑女”之一的钟无盐，上书批评齐宣王的过失。齐宣王大为感动，立其为王后。这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和谐氛围，甚至远远超过了将近2400年之后的中国。
稷下学宫做为世界上第一所公办的开放式大学，影响至今。
思想和文化必须自由，时代才能进步。
为什么要建立稷下学宫？
稷下学宫始建于齐国第三任国君齐桓公田午时。当时由于田氏代齐的时间还不是很久，新生的封建政权有来待巩固，而人才又十分匮乏。于是他继承齐国尊贤纳士的优良传统，在齐都临淄的稷门附近建起了巍峨源的学宫，设大夫之号，招揽天下的贤士。这时的稷下学宫尚属初创阶段。只是到了齐威王、宣王之际，随着齐国国势的强盛，才得以充zd分发展达到鼎盛阶段。
稷下学宫有哪些独特的教育模式？
兼官学与私学于一身，容育士与养士于一体。稷下学宫是由田齐创办的官学，但其基本细胞却又是私学。前往讲学的学者，大都办有私学，带其弟子同入稷下。淳于髡“弟子三千”；孟子“从者数百人”；田骈有徒百人；宋研、尹文“率其群徒，辩其谈说”。这些大师的从游弟子多者数千百人，少者也有几十或数人。弟子来稷下学宫仍从其师受教，这样便形成了官学中有私学的局面，私学成为官学中的个体。稷下学宫成为官方主持之下，私学云集的一种官资私办的联合体。实际上稷下学宫是由春秋私学向汉代官学过渡的一种中间形态。教学与咨询相结合。稷下学宫人材济济，荟萃了儒、道、法、阴阳、名等各家各派有谋略的知识分子，自然形成了一个“不治而议论”的咨询群体。战国时期，群雄角逐，战争频仍，呈现“诸侯放恣，处士横议”的景象。正是在这种局势下，稷下先生们纷然为社稷安危出谋划策。稷下先生虽有上卿、客卿、大夫之别的封位，但这仅标明荣誉、待遇的高低，他们没有加入实际的官僚行列，不负责具体政务，“不任职而论国事”，发挥着“智囊团”的作用。他们议论时政的利弊，并提出自己的主张，所谓“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民”。“议执政之善否”，或“咸作书刺世”。这承袭了春秋时期郑国“乡校”清议政治的风尚。稷下先生即为国学老师，也为谋士。他们在带徒授课的同时又充当着国君的顾问。博学强记的淳于髡喻谏齐威王之举，至今仍然传作美谈。正是有淳于髡等稷下先生的晋谏，齐威王励精图治，复兴霸业，重用邹忌、田忌、孙膑等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改革军政，增强了国力。稷下先生们不仅在齐国谏威王、说宣王、劝滑王，而且率徒游学，穿梭于各国之间“上说下教”，各抒己见，陈清利害。从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脉络追溯其渊源，稷下学宫这种教学兼咨询政治的形式，是历史上由政教合一向政教分离转变，由养士演变、升华为育士学堂过程的中间形式。教学自由与严格学规相结合。稷下先生可自由招生，来去自由，“合则留，不合则去。”学生进校后，也有择师的自由，听课的自由，不限于仅听一个老师的课，也不拘于从一而终地追随某个先生，出现了学无常师的状况，使学生有机会接触各种学说，扩大视野。这便呈现出教与学双向选择的自由。此外，在稷下学宫，还常有“游学”活动，即稷下先生携其学生周游列国，进行讲学或交流学术，对于扩大该学说的影响，活跃学生的思想起了积极作用。它充分体现了稷下学宫教学自由的精神。但是在自由讲学的同时，还有一套对学生严格管理的规则，《管子·弟子职》篇据郭沫若考定是稷下学宫的学生守则。这个守则从学生日常起居的衣着服饰，从课内听讲到课外复习，从尊敬师长到品行修养，面面俱到。可以窥见昔日稷下学宫有条不紊、井然有序的风纪。教学自由与严格学规的结合，使得学校呈现出既严肃、又活泼，既紧张、又自如的有张有弛的教学秩序。
